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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渊源

古今郑氏家谱

时间：2017-04-21 来源：来自网络作者：郑氏网

2.家谱：

顺堂郑氏续修族谱六卷，首一卷，(民国)郑显仁等主修，民国二十一年壬申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衢州常山郑氏宗谱六卷，(民国)郑明照等修，民国二十九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湖南资阳资阳郑氏族谱五卷，(清)郑山岡主修，清乾隆四十六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湖南浏阳郑氏三修族谱六卷首，(民国)郑蘭芳等纂修，民国七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湖南浏阳郑氏族谱二十二卷，首卷上、中、下册，(民国)郑幼陶等纂修，民国二十一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湖南资阳郑氏四修族谱七卷，(清)郑永富主修，清光绪二十一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福建连江马鼻半山郑氏族谱一卷，(清)郑大敬、郑秉帮等续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福建省连江县档案馆。

福建达江谿东郑氏族谱五卷，(民国)邓长锦、陈占荣等续修，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手写本。现收藏在福建省连江县档案馆。

福建莆田郑氏大宗系不分卷，(清)郑凤超编辑，南明隆武年间手抄本。现收藏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福建莆田南湖郑氏族谱十四卷，(清)郑惠元纂，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福建莆田南湖郑氏大宗谱四卷，首一卷，(清)郑邵勉、郑时敏等重修，清朝时期手抄本。现收藏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福建莆田南湖郑氏族谱不详，(民国)南湖郑氏修谱办事处修，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铅印本三册。现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福建南安石井本郑氏宗族谱，(明)郑芝龙修，明崇祯皇帝十三年(公元1640年)修，1961年福建省厦门市博物馆筹备处据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郑鹏程手抄本翻印油。

江苏无锡郑氏大统宗谱二十四卷，首一卷，(民国)郑炳泉纂修，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书带草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

江苏宜兴扶风郑氏宗谱四卷，(民国)郑士华主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仁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熟虞山郑氏支谱十四卷，首一卷，(民国)郑浩文郑铭孙校正，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江苏省常熟市图书馆(缺第七～十卷)。

江苏吴县包山郑氏族谱不分卷，(清)郑伯兴、郑性学纂修，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

江苏吴县包山郑氏族谱两卷，世谱一卷，贞饰录一卷，(清)郑匡矩纂修，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续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宁波前绪乡郑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民国)郑一夔、郑瑾芳等重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郑氏通德堂木刻活字印本木。现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浙江余姚姚江烛溪郑氏家谱三十卷，首一卷，(清)郑树森重修，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5年)锡类堂刻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浙江余姚姚江烛谿郑氏族谱三十卷，首一卷，(清)郑家标等纂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姚江郑氏锡类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浙江省余姚市梨洲文献馆。

浙江余姚姚江烛谿郑氏宗谱三十三卷，首一卷，(民国)郑宝瑞、郑最慎重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泰顺荣阳郑氏宗谱不详，著者待考，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铅印本两册。现收藏在浙江省泰顺县文物博物馆。

浙江泰顺荣阳郑氏宗谱一卷，(民国)张家腰、杨声等纂修，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铅印本。现收藏在浙江省泰顺县文物博物馆。

浙江湖州双林义门郑氏家乘不分卷，(清)郑训慈纂，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纂民国时期铅印本一册。现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湖州吴兴双林郑氏支乘不分卷，(民国)郑坤扬续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孔安堂祠铅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绍兴会稽雷峰郑氏宗谱四卷，(清)郑瀚修，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绍兴郑氏重修宗谱三卷，(清)郑本俊修，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立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浙江绍兴郑氏宗谱三卷，(清)郑玉炎纂修，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书带草韦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绍兴稽剡郑氏总五房宗谱六卷，(清)郑畴等纂修，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贻清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现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上虞郑氏宗谱四卷，(清)郑春茂主修，郑恒生、郑春潮等同修，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孝义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嵊县江南珠溪义门郑氏图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浙江省嵊县图书馆(仅存一卷)。

浙江兰谿郑氏宗谱两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浙江省兰谿县永昌区杨塘乡。

浙江兰谿后郑荣阳郑氏宗谱十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浙江省兰谿县和平乡。

浙江浦江浦阳郑氏宗谱八卷，著者待考，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浙江谿溪县白沙乡陶宅(有九部)　

浙江衢县厚街郑氏宗谱不分卷，(清)郑咎等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日本、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常山连峰郑氏宗谱，(清)汪柄寅续修，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四卷。浙江常山县青石乡九龙山村。

浙江遂昌郑氏宗谱不详，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收藏在浙江省遂昌县泰源乡下村。

浙江遂昌郑氏宗谱四册，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浙江省遂昌县三川乡东横村。

浙江缙云五云谿淤郑氏重修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二～六卷。现收藏在浙江省缙云县档案馆。

浙江云和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浙江省云和县文物管理局(仅存一卷)。

安徽徽州新安郑氏族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明朝时期手抄本一册。现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歙县双桥郑氏宗能不分卷，(明)郑民瞻编，郑九夏绘图，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手写本两册。现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歙县双桥郑氏续异姓谱不分卷，(清)郑文然修，清朝时期手抄本。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歙县郑氏家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明朝时期手抄本。现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安徽歙县峰阳郑氏家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明朝时期手抄本。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福建南安后山陂郑氏族谱不详，(清)郑维隆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手抄本一册。现收藏在台湾省。

福建永春桃源郑氏族谱两卷，(清)李呈辉、李景炎等重修，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收藏在日本、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福建永春桃源郑氏族谱三卷，(清)陆锡熊等序，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手抄本三册。现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福建永春桃源郑氏族谱不详，(清)郑锦和增辑，清仁德堂手抄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福建永春桃源郑氏族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手抄本四册。现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福建永春桃源郑氏族谱两卷，著者待考，手抄本两册。现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福建东山祥瑞堂郑氏族谱，(民国)郑伯俊、郑泽源等纂，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手抄本一册。现收藏在福建省东山县县志办公室。

福建南靖四城郑氏家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手抄本一册。现收藏在台湾省。

福建浦城郑氏宗谱五卷，(清)郑玉麟撰修，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收藏在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浦城郑氏宗谱六卷，(民国)郑玉麟等续修，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收藏在福建省图书馆。

河南太康郑氏族谱七卷，(民国)郑重三纂，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铅印本。现收藏在河南省太康县档案馆。

河南郑氏宗谱附抑过轩主人年谱不分卷，(民国)郑植昌修，郑裕孚述，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铅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湖北新洲郑氏宗谱二十六卷，(民国)郑由三、郑南山续修，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4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湖北省新洲县潘塘乡郑楼村。

湖北沙市郑氏族谱不分卷，(民国)郑德耆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三秀堂石印本。现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仅存三册)。

湖北通山郑氏家谱八卷，首一卷，(民国)郑家清纂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翼经草堂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湖北省武汉市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湖北秭归郑氏家谱世系录一卷，(民国)郑万瞻、郑昌思续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铅印本。现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湖北省秣归县龙口区图书馆。

广东程乡郑氏历代族谱不详，(清)郑竺亭序，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手抄本。现收藏在台湾省。

四川泸县郑氏族谱不分卷　著者待考，(民国)郑光中、郑恺瑞纂修，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泸县石印本两册。

四川资中郑氏族谱两卷，(民国)郑中武纂，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资中郑氏石印兼铅印本两册。现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四川郑氏宗谱一卷，著者待考，手抄本。现收藏在四川省仪陇县档案馆。

云南晋宁郑和家谱考释不详，(民国)李士厚著，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云南崇文印书馆铅印本。现收藏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云南蒙自富江西山郑氏宗谱五卷，(明)郑荣敬、郑存经纂修，明朝时期手抄本，今仅存第一～三卷、第五卷。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荣阳郑氏统宗谱不分卷，(明)郑仲纂修，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手抄本一册。现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瑞屏郑氏宗谱三卷，(清)郑溱梁等重修，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郑氏谱牒九卷，(清)郑家俊纂修，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收藏在美国(缺第七卷)。

郑氏宗谱十八卷，首一卷，(清)郑尚宏等重修，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

郑氏传家簿，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3年)手抄本。现收藏在台湾省。

郑氏宗谱六卷，(清)郑贤惠等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雍睦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郑氏族谱，著者待考，手写本一册。现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郑氏族谱一卷，郑午楼主修，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广东省潮阳县博物馆。

安徽屯溪郑氏宗谱二十二卷，(民国)郑模金等修，民国二十年霞峰裕昆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二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安徽屯溪桐西郑氏宗谱，(民国)郑定宗等修，民国二年松茂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浙江缙云五云郑氏今人总集，(现代)郑宝贵等修，1995年修胶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西万载万载谷源郑氏支谱，(清)郑成兴等修，清咸丰十年荥阳堂修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通谱郑氏人物志，(现代)王汝亮、郑维国撰修，1990年铅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河南新密郑氏族谱，(民国)郑逢年等修，民国六年带草堂写本复印本四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包山郑氏族谱不分卷，(清)郑伯纂修，康熙七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云阳郑氏宗谱二十卷，(清)郑若兰纂修，同治十一年孝义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包山郑氏族谱十二卷，(清)郑课、郑彝生等修，清光绪二十四年宗祠木刻活字印本十一册(缺第五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溧邑古瑶义门郑氏宗谱十六卷，(清)郑生纂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孔安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虞山郑氏支谱十四卷，首一卷，(民国)郑浩文纂修，民国四年活字本五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如臬郑氏族谱十四卷，(民国)郑承霖纂修，民国十五年铅印本八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如臬郑氏族谱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郑承霖纂修，民国十五年铅印本十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郑氏大统宗谱二十四卷，首一卷，(民国)郑炳泉纂修，民国二十九年书带草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郑氏大统宗谱，(民国)郑炳泉等纂修，民国二十九年书带草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灌浦郑氏人物傅，(清)佚名纂修，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慈邑灌浦郑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郑养元纂修，咸丰年间复训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南湖郑氏大宗谱，(清)郑时敏纂修，手抄本五册，残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郑氏族谱，(清)郑惠元纂修，清道光二十八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莆城郑氏宗谱，(清)郑玉麟纂修，同治九年莆城郑氏活字印本六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郑氏宗谱，(民国)郑建宣等续修，民国三十五年荣阳堂铅印本六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山郑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三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山连峰郑氏宗谱五卷，(民国)郑石根辑，民国元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山连峰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第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山续修连峰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四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山连峰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四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山江阴郑氏世美宗谱，(清)郑绍扬纂修，清光绪九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九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八卷、第十二～十五卷、第十九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山江阴郑氏世美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末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八～十二卷、第十六卷、第十八～十九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山江阴郑氏世美宗谱，著者待考，民国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十一卷、第三十四卷、第三十七～三十八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山淮裔郑氏家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三册，残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山淮裔郑氏家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十九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吴县武山郑氏家谱不分卷，郑言绍纂修，抄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奉化重修新建郑氏宗谱九卷，首一卷，(清)郑光玖等修辑，清同治四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东阳介溪蟠溪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七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今仅存第三卷、第六～十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东阳介溪蟠溪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七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东阳鹿峰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嘉庆二十一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四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香山古鹤界涌郑氏房谱九卷，(清)郑文铎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一年广东沙基岭南日报新闻印字馆铅印本九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华拱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八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三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桃源郑氏族谱两卷，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汽船本两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桃源郑氏族谱两卷，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手抄本四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晋宁郑和家谱考释一卷，(民国)李士厚撰，民国二十六年云南中正书局铅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剡县稽剡郑氏总五宗谱六卷，(清)郑锡震纂修，清道光二十一年贻清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六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江郑氏旌义编一卷，(明)郑楷纂，明万历三十一年书种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白麟溪义门郑氏宗谱，(清)郑隆锦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三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今仅存第十三～十九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白麟溪义门郑氏宗谱，(清)郑兴奎纂修，清光绪八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今仅存第一～四卷、第六～十四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白麟溪义门郑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嘉庆二十二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白麟溪义门郑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道光九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残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白麟溪义门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二十一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二卷上册、第四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白麟溪义门郑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咸丰八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白麟溪义门郑氏宗谱，(清)郑彦坚纂修，清同治八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今仅存第二～八卷、卷首。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白麟溪义门郑氏宗谱，(清)郑彦坚纂修，清光绪六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四卷、第六～八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白麟溪义门郑氏宗谱，(清)郑乐永纂修，清光绪十八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今仅存第三～四卷、第六～九卷、卷首。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白麟溪义门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三十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三卷、第六卷、第八卷、第十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郑氏宗谱，著者待考，著者待考，清宣统三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三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白麟溪义门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十七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十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郑仁公祭簿一卷，(清)郑兴恺等纂修，清宣统二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郑礼七十二公祭簿一卷，(清)郑兴恺辑，清宣统二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郑氏廿一公祭簿一卷，(清)郑定淮等辑，清宣统二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郑虔公薛公祭簿不分卷，(清)郑隆众辑，清同治十三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郑氏宗谱一卷，著者待考，清道光二十四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仙华郑氏家谱一卷，(清)郑必进等纂修，清同治五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仙华郑氏家谱三卷，(清)郑祖超纂修，清同治十三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仙华郑氏家谱三卷，(清)郑祖禄纂修，清光绪二十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仙华郑氏家谱三卷，(清)郑祖顺等主修，清光绪三十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郑氏家仪不分卷，(民国)郑泳纂，民国十一年收种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浦阳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十八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七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常熟虞山郑氏支谱十四卷，首一卷，(民国)郑浩文等辑，民国四的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无锡郑氏大统宗谱二十四卷，首一卷，(民国)郑炳泉纂修，民国三十年书带草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须江山头郑氏世谱十卷，(民国)郑正纲纂修，民国十一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一～三卷、第七～十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湘潭吴彦垅郑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汤溪郑氏宗谱五卷，首一卷，(民国)郑增寿纂修，民国元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汤溪塘头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十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六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遂安郑氏宗谱，(清)郑兆烈等辑，清嘉庆五年约礼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遂安川南郑氏宗谱十五卷，首一卷，(民国)郑文标纂修，民国十一年流光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三册，今仅存第一～七卷、第十卷、第十二～十五卷、卷首。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遂安川南郑氏宗谱六卷，著者待考，清流光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遂安川南郑氏宗谱，(清)郑谦主修，清乾隆四十一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五卷、第九卷、第十一卷、第十四～十五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遂安川南郑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清)郑德玉、郑士田辑，清光绪十二年流光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七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四卷、第六～十三卷、第十五～二十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开化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十一年裕昆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十四～十五卷、第十七～十八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鄞县殷湾郑氏支谱两卷，(民国)郑世潢纂修，民国三年怀春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鄞县殷湾郑氏支谱两卷，(民国)郑世潢纂修，民国三年崇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鄞县天封里郑氏宗谱八卷，首一卷，(民国)郑烈承等纂修，民国八年手写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鄞县章溪郑氏宗谱八卷　(民国)周槿纂修，民国三十六年宏宣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嵊县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咸丰九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二卷、第四卷、第六卷、第九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嵊县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十年留耕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三卷、第五～六卷、第八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会稽稽南郑氏宗谱六卷，(清)郑文兰纂修，清乾隆四十年德遗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一～四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会稽稽南郑氏宗谱六卷，(清)郑文琪纂修，清嘉庆二十一年德遗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会稽稽南郑氏宗谱六卷，(清)郑文琪纂修，清咸丰七年德遗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新安郑氏族谱不分卷　著者待考，明万历二十一年修，抄本一册，残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义乌义门郑氏宗谱五卷，(清)郑景昆纂修，清道光二十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义乌义门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十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四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义宁郑氏大成族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同治九年通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慈溪赭山郑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手抄本一册，残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贸县贸西郑氏宗谱一卷，(民国)郑友杰纂修，民国十年修抄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广丰东里郑氏家谱不分卷，(清)郑绍英等修辑，清乾隆五十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广丰东里八里郑氏家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四册，残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荣阳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三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荣阳郑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六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宁晋郑氏族谱八卷，(民国)郑凌霄纂修，民国十九年铅印本八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暨阳孝义郑氏宗谱六卷，(清)郑和凤辑，清光绪十八年孝义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第四～六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暨阳孝义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孝度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五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暨阳鸡山郑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民国五年孝义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暨阳鸡山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孝义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乐安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嘉庆十一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今仅存第二～五卷、第十二卷、第十五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乐安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十九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三卷、第十八卷上册、第二十四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乐安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同治十一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今仅存第四卷、第十～十二卷、第十九卷、第二十二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乐安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八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十三卷、第二十八卷、第三十二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乐安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十七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二卷、第十八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余姚姚江云柯郑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郑援秦纂修，清光绪三十四年雍睦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余姚姚江烛溪郑氏家谱三十卷，首一卷，(清)郑家标等辑，清宣统三年锡类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余姚姚江烛溪郑氏家谱，(清)郑树森等续修，清道光十九年锡类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八～十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诸暨凤山郑氏宗谱十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年七松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五卷、第七～八卷、第十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诸暨凤山郑氏宗谱十二卷，著者待考，民国十七年七松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五卷、第十二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潮阳荣阳郑氏族谱不分卷，(民国)郑润痒纂修，民国年间笃敬堂抄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润州润东谏壁郑氏重修族谱四卷，(清)郑泰年修，蒋茂柚辑，清光绪三十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萧山郑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咸丰十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残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缙云五云郑氏留思祠知本常谱两卷，民国十三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临湘郑氏宗谱，(清)郑乔峰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一年注释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十一卷、卷首。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临湘邱园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七～八卷、第十三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归安双林郑氏家乘不分卷，(民国)郑坤飓辑，民国十八年孔安堂铅印本两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镇海蛟川前灵绪乡郑氏宗谱三卷，首一卷，(清)郑传澜辑，清光绪七年通德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郑氏四修族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通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六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郑氏续修族谱，著者待考，民国时期荥阳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七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郑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时期荥阳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七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郑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七卷。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湖南资阳郑氏四修族谱七卷，(清)郑永富主修，清光绪二十一年德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湖南资阳资阳郑氏族谱五卷，(清)郑山风主修，清乾隆四十六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衢州常山郑氏宗谱六卷，(民国)郑明照等修，民国二十九年木刻活字印本七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顺堂郑氏续修族谱六卷，首一卷，主修十一派显仁，民国二十一年壬申木刻活字印本，少第三卷五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六.字辈排行：

字辈谱又称字辈诗，是与古代郑氏人的血缘和取名有关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影响甚至达到今天。所谓的字辈谱，又称派语、行派诗、行第、派引、排行等，是记载宗族世系人名的排行用语。由于多用四言、五言、七言诗的形式表示，因此又称为字辈诗。根据近年一些学者的研究，用一个特殊文字表示同宗族内的父祖兄弟之间的特殊关系的现象在汉朝时已初露端倪，至魏晋南北朝时有了更多的使用，但真正形成字辈谱或字辈诗则是在私家修谱之风大盛的宋朝或者以后，至明清时形成高峰，其余绪则延绵至今。

在北朝时荥阳郑氏北祖一支中，郑述祖兄弟五人共用“祖”字，郑思明兄弟共用“思”字，郑敬道兄弟共用“道”字，郑子贞兄弟共用“子”字。等等，便可认为是后世字辈谱的滥觞。只是因为这时的郑氏人刚刚使用字辈，在使用中还不像后世那样有强烈的意识和严格的规定，也没有形成字辈谱或字辈诗，所以还是十分不完备的。此后，经过隋唐五代以至宋朝时期郑氏人的不断摸索和探讨，特别是由于为了适应不断迁徙和人口增多以后能够准确区分长幼尊卑次序韵需要，郑氏人才像全国其他姓氏的人一样，开始在修谱时编订字辈谱，在生活中使用辈谱中的字，形成以字辈取名的新的取名特点。

字辈谱多是同一个家族在初次修谱时由有关人员编订的，然后由族人按照辈份的高低依次从中选取一字，同一辈份的人只使用同一个字，接着再另取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形成“姓＋字辈＋名”的固定格式。一旦这些字被依次用完，则要在下次修谱时再进行续补。这样，只要是同一宗族的人，不管人数有多少或者迁往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族人就可根据其名字所排列的次序来确定其辈份高低，原有的辈份混乱和不知所出等问题便都一概不存在了。

由于郑氏的字辈谱编修的时代是在唐宋大播迁以后，编字辈谱时又不可能把天下郑氏人都集中起来确定昭穆次序，因此大多是根据各地的习惯把血缘关系完全可以考知的人集中在一起编订字辈谱，而对别的地区的郑氏人就无法编入，因此也就形成各地有各地的字辈谱、内容完全不统一的客观后果。

尽管各地郑氏人所使用的字辈谱有较大的区别，但在体例和编排形式上还是有其大致相同的特点，其中有些字辈谱还是寓意深刻的字辈诗。

惠州葵坑郑氏的字辈谱是：“钱妣发祥甚攸长宗家芝秀奕世昌伯仲慈和敬礼义兰桂腾芒立纲常继志风规千载永崇功尊训重年香子孙蔚启大明朝廷上文武经邦有荥阳”。

泉州惠安小蔗乡郑氏字辈谱是：“兴隆知祖德显达念君恩复回同一派攀举陟龙门”。

武荣网洲派郑氏字辈谱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学成曰士德进谓儒”。

浙江浦江义门郑氏中，历史上曾使用过：“尔若遵祖训兴隆定可期修齐能善继垂裕自咸宜”等。

福建漳或广东潮阳、台湾省等地，则分别使用：“文化诗简镇边疆永配乾坤白天然”、“朝锡熙良际会永康”、“初可必克承孙烈有明征”等。

永春州乾灰呈靡派：“常文恒洪思乔启荣振月宣尔美奕世庆绥犹”。

惠邑葵坑开基派是七字式：“钱妣发祥甚攸长宗家芒秀奕世昌伯仲慈和敬礼义兰桂腾芒立纲常继志凤规千载永崇功尊训重年香子孙蔚启大明朝廷上文武经邦有荥阳”。

语江派：“光国崇文德安邦建武功纪先雄继志勋业际昌隆”

石井派：“越明别食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色”。

永春桃源渡台派为：“火木相洛传业必成”。

海澄派为：“祭用蒸尝仰酬祖德礼循昭穆克序人伦文章绵世泽家国庆绥安”。

泉州安溪积德乡新康里派为：“(名次)煌观先祖基尊显受恩怡仰奉丹书赐芳声远代期。(字次)荣华耀彩照古今蔚起英豪应瑞时克绍葆封光世德联科发甲步天地”。

郑氏一支字辈：原序：“端明学士文光显世德昭承正大昌辅辟贞良思永绍国朝懋典配天长”；续序：“祖武積厚有余庆金玉乐”。

湖南资阳郑氏德堂木字辈：原序：“大佐应兰元添志显维时尚月光照山川流永世裔”；续序：“祖修承先泽诗礼绍家祥文章华国选德范映朝纲”。

衢州常山郑氏字辈：“朝廷庆昌明人崇尚敦行嘉猷傅贤哲光大起家声孝友恭俭让智仁圣义和元亨利贞复康宁福寿延”。

顺堂郑氏字辈：“憲少爱卿(一世至四世以为名派)”，五世以下序：“文世光大名扬显燕翼贻谋万代荣先志克承常载福羣贤蔚啟永和声”。

湖北通山郑氏一支字辈：“令嗣承家远宗由通德传永升泰运日显达盛英贤。”

安徽宿县郑氏一支字辈：“天禄仕志本日文立国光。”

郑氏一支字辈：“尔若尊祖训兴隆定可期修齐能善继垂裕自咸宜一家永和辑奕祀启光扬仪范公犹在先人泽孔长忠孝传芳贻谍绳武彝伦攸叙似续绵延”。

在这些字辈谱中，所用的全是吉祥字，所表示的也都是尊祖敬宗、寻根追祖，龙凤呈祥、家业昌盛、诗书传家、世泽延绵等良好愿望，在郑氏字辈谱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加上谱中的每一批字拆开来就是派序，合在一起又是寓意深刻的字辈诗，具有双重作用，因此也就更具有文化意义。
七.楹联典故

1.四言通用联：

艺工三绝；文成一家。上联典出唐朝时期的郑虔善画、好书、工诗，唐玄宗誉为“三绝”。下联典出宋朝时期的郑厚，工文词，自成一家。

古之遗爱；号为司农。上联典出春秋时期的郑子产，孔子称之为“古之遗受也”。下联典出东汉时期的郑众，以清正著称，官大司农，人称“郑司农”。

家传诗教；系出荥阳。上联典指东汉郑玄，为汉代经学大师，称“郑学”。下联典指郑氏望居荥阳郡。

家传诗教；声响蓬莱。此联为郑氏宗祠荥阳堂通用堂联。

画荻欧母；乞巧采娘。上联典出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四岁而孤，其母郑氏守节教子。下联典出郑侃之女采娘乞巧日梦织女授其神针，来世为男子。

贤传欧母；巧乞采娘。同上。

尚书世禄；通德名门。上联典自东汉时期的郑均操守廉正，章帝赐尚书禄终其身。下联典自东汉时期的郑玄，为孔融所敬重，为其在高密县特立一乡，曰“郑公乡”。广开门衢，曰“通德门”。

家著葩经；庭留松荫。全联典出东汉时期的郑玄遍注群经，为汉代经学大师。

鄢陵世泽；心史家声。全联典自南宋时期的郑思肖，著有《心史》。

鄢陵世泽；司农家声。全联典出东汉时期的郑众，章帝时为大司农。

一门尚义；九世同居。此联为浙江省浦江县义门郑氏碑亭联元翰林学士禄帖木撰。

2.五言通用联：

书画留三绝；文史添五略。上联典出唐朝代书画家郑虞，诗书画号“三绝”。下联典出南宋史学家郑樵，著《通志》二百卷，计二十略，其中五略旧史无。

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全联典出著名清朝书画家郑燮。诗、画、书号称“三绝”，“扬州八怪”之一，后辞官归里。

石井满腔血；瀛台寸草春。此联为清沈葆祯题台湾省台南市郑成功祠联。“瀛台”，即台湾省。

合族源流始；同居发朝初。此联为浙江省浦县郑氏宗祠“郑义门”同居碑亭联。全联典出郑氏同居始于南宋建炎年间，历二百六十余年而不散，宋、元、明三朝都曾旌表为“孝义家”。元朝至正年间，翰林学士月禄贴本到江浙，手书“一门尚义，九世同居”赠给郑家，后立碑建亭。

荥阳绵世泽；秋浦振家声。此联为安徽省东至县莺山牌楼下村郑氏宗祠联。上联典出郑氏郡望。下联典出本支郑氏居住在秋浦河边。

3.六言通用联：

通德门联阀阅；尚书履响蓬莱。上联典出西汉时期的郑崇，哀帝时为尚书仆射。每曳革履进见，帝曰：“我识郑尚书履声。”下联典指东汉时期的郑玄。

养心莫善寡欲；至乐无如读书。采用清朝时期的郑燮自题联。

4.七言通用联：

北战南征收宝岛；船来帆往下西洋。上联典指明朝时期的郑成功。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郑和。

名高艺苑何由怪；德感黄巾不入乡。上联典指清朝时期的郑板桥。下联典指东汉时期的郑玄。

草随爱日生书带；兰及春风兆笔花。上联典指东汉时期的郑玄。下联典指西汉时期的郑崇。

威震西域封安远；学传北海集大成。上联典出西汉安远侯郑吉。下联典出东汉著名学者郑玄，其学说集汉代经学之大成，史称“郑学”。

三台道学传千古；六邑文章本一人。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史官不用春秋笔；天子亲书孝义家。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三朝旌表恩荣第；九世同居孝义家。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孝友出张际之上；文章接吴宋以来。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宋元明三朝赐命；忠孝义百世流芳。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5.八言以上通用联：

祈招诵歌，谏言忠直；灞桥风雪，诗思清新。上联典出周朝时期的郑丹。下联典出唐朝诗人郑繁。

孝而忠，政事无非德行；义且节，巾帼亦是丈夫。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看根石柯，桐树犹不朽；抚膳钟训，鼓器岂空存。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昭代启孙谟，经文纬武；格言承祖训，移孝作忠。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出通德之门，辉联阀阅；听尚书之履，声响蓬莱。上联典指东汉时期的郑玄。“阀阅”，古代仕宦人家门前的左、右柱，常用来榜贴功状，后用来代指仕宦门第。下联典指西汉大臣郑崇，字子游，北海高密人。年轻时为郡文学史，后官丞相大车属，哀帝时为尚书仆射，屡次上谏，多被采纳。每次见哀帝时，总是穿着皮鞋，哀帝常笑着说：“我能听出郑尚书的脚步声。”“蓬莱”，指唐朝宫廷中有蓬莱宫，这里用来代指朝中宫殿。

孝义振家声，江南第一；凤麟挥睿藻，朝右无双。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昭代启孙谟，经文纬武；格言承祖训，移孝作忠。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名列八忠，享累朝之血食；才称三绝，征御笔之亲题。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翼子贻孙，济济居同九世；规曾矩祖，绵绵义尚一门。浙江省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中庭]联。

鲁岱风高，千古鹿山同景仰；潜溪泒衍，一环麟水足渊源。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祖宗识远，知此青山独可家；诗礼恩深，宜其后世多佳士。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谏草有千言，自信丹青能悟主；归囊只一拂，可知琴鹤亦妨人。全联典出宋代进士郑侠，曾以图谏神宗，晚年归里，自号一拂居士。

义风弥振，喜鼎食钟鸣，犹是三朝旧绪；祖泽连绵，看蛟腾凤起，瑄鹰奕叶新纶。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孝义首江南，允矣皇言，世世对物其弗替；俭素为礼本。大哉圣训，瞿瞿率履永无荒。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诩景运在南都，望重伦扉，制诰千言宣德主；窜孤忠于西蜀，神归故里，馨香百世企师傅。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派衍广文之裔，文子文孙，克绍薪传于此日；家垂经学之遗，学诗学礼，无忘庭训于当年。此联为浙江省台州郑氏宗祠联。上联“广文”，指唐朝画家郑虔，曾官广文馆博士。下联“经学”，指东汉经学家郑兴、郑众父子和郑玄。郑兴，字少赣，河南省开封人，官太中大夫。研究《公羊传》，又向刘歆学习，研究《左传》及《周礼》。长于历数，不信谶纬。郑众，字仲师，曾任给事中，官至大司农。继承并传扬父亲郑兴的《左传》学说，并研究《易》、《诗》，曾受诏作《春秋删》。

著作富名山，忆当年凤阁拜颺，言论都垂碧简；堂墓恢旧址，看此日麟溪缔造，荐馨如对青萝。此联为郑氏宗祠通用堂联。

馆辟广文、门旌通德，诗礼绍前徽，聪听祖考遗训；屏开大尉、履识尚书，簪缨绵世泽，思遗父母令名。上联典指东汉时期的郑玄。下联典指西汉时期的郑崇。

计汉祚东徙，垂二千年，外资阃寄、内托鼎司，磊落聚多英，文苑子孙皆国器；溯颍水西来，经十余郡，三户庸氓、七品小官，善良熏厥里，德门家法仰人师。此联采用安徽省桐城县水圩村郑氏宗祠联。上联“阃寄”，指西汉会稽人郑吉，宣帝时任侍郎，屯田西域渠犁，攻破车师，官卫司马。神爵年间，迎匈奴西部日逐王归附汉朝，官西域都护，封安远侯。阃寄，托以阃外(郭门以外)的事，即任以重要的军职。“鼎司”，指唐朝大臣郑綮，字蕴武，荥阳人。进士出身，历官监察御史、左司郎中，出任庐州剌史，回京任右散骑常侍，正直又敢于直谏，还常写诗讽剌朝政。大顺年间，由昭宗任为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当时，报导搔着头说：“歇后郑五(因排行第五，诗又多诙谐，故得此雅号)做宰相，可知时事到了什么地步了！”鼎司，重臣之位。下联“七品小官”，指清朝书画家、文学家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省兴化人。早年家贫，清乾隆年间中进士，历官范县、潍县知县，因得罪豪绅而罢官，住扬州卖画。擅长画竹、兰，风格劲峭；善书法，用隶体参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能诗文。为“扬州八怪”之一。

6.典故、趣事：

一字之师：源于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亦见于宋陶兵的《五代史补》卷三。相传唐朝诗人郑谷的诗文写得非常好，尤其《鹧鸪诗》写得更是超群出众。因此，人们称他为“郑鹧鸪”。他的朋友齐已是个和尚，也很喜欢写诗著文。有一次，齐已带了自己写好的一首《早梅》诗前去请教郑谷，当郑谷看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的时候，总觉得有些不妥，经过仔细琢磨、反复推敲，改来改去还觉不形象，最后认为把“数枝”改为“一枝”更能体现出梅花的早开来。齐已听了以后非常佩服郑谷的匠心独运，深深地向郑谷表示谢意。当时写诗作文的人，都佩服郑谷把齐已的诗只改换了一个字，就使整首诗显得确切生动，于是“人以郑谷为一字师”。后来，人们用“一字之师”指在一个字上能对自己有帮助的人，也泛指诗文的改正者。

掩鼻：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下》。战国时期，魏襄王送给楚怀王一位美人，楚怀王对她非常宠爱。楚王的夫人郑袖非常嫉妒，但表面上并没有表露出来，反而对这位美人大献殷勤。凡是美人喜欢的服饰玩物，她都派人送去。美人喜欢的宫室卧具，她一概让出。对这位美人细致入微胜过了楚王，楚王见了后，还不时地夸奖夫人郑袖的贤德。其实郑袖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楚王的信任，好再设计陷害这位美人。有一天，郑袖对这位美人说：“君王非常喜欢你的美貌，可是不喜欢你的鼻子，你要得到君王的长久宠爱，今后见君王时，最好把鼻子掩住。”这位美人听了就按她说的去办。楚王对此大为不解，就前去问郑袖其中的缘故。郑袖装出欲说不说的样子，在楚王的再三追问下，她才说这位美人是厌恶楚王有臭味。楚王听后，非常生气，于是下令把这位美人的鼻子割掉。后来，人们用这个表示因嫉妒而设计陷害之意。

郑人买履：郑国有个人想去买一双鞋，先量一下自己的脚，然后画了一个底样的尺码放在座位上。他匆忙走到集市上，看中了一双鞋子，突然想起：“我忘了拿量好的尺码来了。”于是，赶紧跑回去拿底样。等到他赶回来时，集市已散了，鞋子也就没有买成。有人问他：“你用自己的脚去试鞋子不就行了吗？为何还要跑回去看鞋样呢？”他说：“我宁可相信自己量好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

郑泉愿作酒壶：三国时吴国太中大夫郑泉，史书上说：“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他常对人说，希望能在大船中装满酒，在船的两头摆上时鲜佳肴，边饮边吃，酒稍有减少，立即加满。到临死时，对同辈们说，我死以后，请把我埋在陶器作坊旁，百年之后，我的尸体化为泥土，有幸人们用它做成酒壶盛酒，就满足我的心愿了。嗜酒之愿望，可以说死而不已了！

郑公泉与郑公风：西汉郑弘，绍兴人，幼年家贫，常常独自登山砍柴，休息时就在一个山泉里洗澡，在泉边读书。泉边风景甚好，后来郑弘任太尉，其泉被称为“郑公泉”。郑弘家乡有座白鹤山，山里有只仙鹤，专为射箭游玩的仙翁捡箭。一天，郑弘砍柴至此，捡到一只箭，仙鹤就变成仙人，向他索要，郑弘没有说什么，就将箭给了仙人。仙人感到郑弘仁义，就问他：“你有啥要求，我可以帮助你。”郑弘想了想说：“白天砍柴，天实在热，需要刮南风；晚上回运柴草，需要刮北风。如果能白天刮南风，晚上刮北风，就好了。”后来这里果然就白天刮南风，晚上刮北风了。人们称之为“郑公风”。实际上，绍兴北部靠着杭州湾，白天陆地受热快，空气受热后向海上流动，晚上海水散热慢，空气又向陆地流动，由此形成的自然风向。人们为了赞扬郑弘，把这种自然现象神话化了。

先做贼再做官：闽地有一个大海盗，名叫郑广，后来归降了朝廷，朝廷授给他一个官职。有一次，郑广和同僚们在一块吟酒赋诗，众人吟诗罢，都力劝郑广作诗一首。郑广被逼无奈，只得胡乱吟道：“不问文官与武官，总一般。列位是做了官再做贼，郑广我却是做了贼再做官。”众人听了，无不捧腹大笑。

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那是十五世纪初，明成祖的时候，三十四岁的郑和第一次受皇帝派遣，出使西洋。他率领的船队，海船那么大、那么多，在当时世界上是少有的。就说那大船吧，长四十四丈，宽一丈八尺，竖立着九根粗大的桅杆，挂起的帆要二三百人才扛得动。船上只工作人员就有一千人，其中包括管理人员、水手、采办、工匠、医生、翻译，还有四百名士兵护航。整个船队由大小不等的海船组成，起上名字，编上船号，大小搭配，装配齐全，满载金银、丝绸、布匹、瓷器、铁器等货物。这样一支庞大的船队，载着两万七千万多人，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上乘风破浪，这是多么伟大的气势！郑和下西洋，从公元1405～1433年的近三十年里，航海次数之多，路线之长，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船队从江苏太仓洌河出海，前三次往南经我国的福建、台湾省，而后到现在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再往西经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一直到了七五计划的西岸。第四次把路线延长到波斯湾口。第五次以后，航程就更远了，一直延长到非洲东岸。第七次是直接从南京下关出海的，一直到东非、红海一带。当时的海上航行，白天看风向，晚上望星斗，靠我国自己发明的罗盘指示航向。船队每次来回，大约需要两年光景。出航时多在冬天，趁着东北风起，扬帆前进；归航时多在夏天，趁着西南风起，扬帆归来。船在海上航行，有风张帆，无风划桨。船上想有几十支大桨，三十名水手分列两边，唱着雄壮的号子，有节拍地划动，真像最壮观的龙舟竞赛。这样安全快速的大船，受到沿途各国的欢迎，有十几个国家还派了使节，搭乘它到中国来访问呢！郑和下西洋，发展了航海事业，扩大了对外贸易，促进了国际交往。它在世界航海史上，比起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还要早八九十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省：郑成功，他的父亲就是前面提到的汉族移民领袖郑芝龙。郑成功青年时代，正赶上国内清朝打败明朝，台湾省被荷兰人侵占，他亲眼目睹了这两件大事，内心充满了对(清)王朝和荷兰殖民者的仇恨，暗暗下决心要实现打败清朝，恢复明朝和收复台湾省的理想。公元1647年他带领一批人马跑到福建、广东交界处的南澳宣布起兵抗清。从这一年起，到公元1661年的十几年里，郑成功与清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因为力量太小，难以取胜，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先收复台湾省，以宝岛为基地，再作长远打算。公元1661年农历3月，郑成功率领两万五千名士兵，乘大小战船数百艘，从福建金门岛出发，途经澎湖停留，展开了收复台湾省的伟大壮举。他在给荷兰总督的招降书中主正辞严地指出：台湾省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但长期以来被你们国家所霸占，今天我们要把它收回来，你们理所应当的土地归还我们。由于收复台湾省的行动是正义的，所以是到海峡两岸人民的支持。可以说，当郑成功率领大军在台湾省登陆以后，就注意做争取和团结高山族同胞的工作。他曾在繁忙的军务之中，抽空访问了住在现在台南附近的几个高山族部落，把烟草、布匹、衣服、鞋帽分赠给高山族部落的首领。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天，郑成功带领几名将领一队亲兵访问一个高山族部落时，从欢迎的人群中走出四名高山族同胞，他们各自端着一盘金子、银子、野草和泥土，献给郑成功。原来当荷兰殖民者听到郑成功要收复台湾省的消息后，就指使他们的传教士钻到高山族部落里，说郑成功的军队到处“杀人放火”。这次到台湾省来，也是为了掠夺金银财宝的。所以，这个部落首领听说郑成功要来时，就想出了献金、银、草、土的办法来试探郑成功。郑成功看了看面前的四个盘子，心里明白了几分。于是，笑呵呵地让翻译告诉高山族同胞说：“我郑成功率领大军到台湾省来，是为了驱逐红毛夷(荷兰人)，收复我们的国土，不是为了要金子、要银子的。”说完，他叫亲兵把两只盛有野草和泥土的盘子收下，把盛有金子、银子的两只盘子退给了部落首领。没过几天，郑成功不要金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岛，许多高山族的村社纷纷派出自己的首领拜望郑成功，表示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和收复大军一起，驱逐荷兰侵略者。当郑成功的先头部队在台南市的鹿耳门一登陆，当地成千上万的台湾省百姓都高兴地跑出来欢迎他们。郑成功的部队在台湾省西部沿海与荷兰军队展开了许多场激战，最后将荷兰军队的据点热兰遮城包围起来，并在海上连续打跑了荷兰国内派来的援军。荷兰殖民者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投降，撤出了台湾省，使被占领了38年之久的台湾省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郑成功收复台湾省后，将赤嵌城改为承天府，下管二县，北部为天兴县，南部为万年县，称台湾省为“东都”。他废除荷兰殖民者的制度，进行各种改革，发展贸易，兴办学校，同时号召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省开荒种地，使台湾省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在台湾省开发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章。但由于多年来连续征战，加上收复台湾省后，工作特别忙，郑成功终于积劳成疾，收复台湾省五年后就病逝了，那年他只有三十九岁。

郑板桥画扇：相传，清朝的郑板桥在晚年时，曾在潍县当县令。秋季的一天，他微服赶集，见一卖扇的老太太守着一堆无人问津的扇子发呆。郑板桥赶上去，拿起一把扇子看，只见扇面素白如雪，无字无画，眼下又错过了用扇子的季节，自然也就没有人来买了。郑板桥在询问的过程中得知老太太家境贫困，决定帮助她。于是，郑板桥向一家商铺借来了笔、墨、砚台，挥笔泼墨。只见冉冉青竹、吐香幽兰、傲霜秋菊、落雪寒梅等飞到扇面上，又配上诗行款式，使扇面诗画相映成趣。周围的看客争相购买，不一会儿功夫，一堆扇子便销售一空。

难得糊涂：郑板桥系清官、穷官，一张“难得糊涂”郑板桥笔迹，使人心胸顿开，解除无端烦恼。其流传的轶事，亦能启迪后人。郑板桥在潍县任县令时，逢旱，民不卿生。年关将近，他携书童察访民情，见一破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二、三、四、五”，下联“六、七、八、九”。他沉吟良久，不忍离去。书童纳闷，不知此门联的奥妙。回县衙后，郑板桥让书童给这户人家送去肉、面和衣服。大年初一，这家老小来给郑板桥拜年，感谢郑板桥的关怀照顾。郑板桥对书童说：“你记得那副对联吗？缺一(衣)少十(食)，怎么过年！”郑板桥因为民请命被罢官。一天夜里，天黑风急，他躺在床上，思念穷苦百姓，辗转难眠。此时，小偷启门入屋。他想，如高声呼喊，惊动小偷，如何对付得了，便低声吟道：“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此时，小偷已近床前，听见吟诗，暗吃一惊。继而又听吟道：“屋内诗书存千卷，床头金银无半文。”小偷听到此处，刚欲出门，又听见吟道：“出门休惊黄尾犬。”小偷心想，既有恶犬，不如翻墙而过，又听吟道：“越墙莫损兰花盆。”小偷小心避开，翻墙过去，屋内又传来：“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光赶豪门。”

郑振铎与香烟：(公元1898～1958年)，中国著名的作家、文学史家。笔名西谛、郭源新等，福建省长乐人。在文史方面造诣甚深，著述颇丰。西谛郑公振铎，他的烟瘾很大，人家吸烟的人带了烟盒子，至多装上20支，他那大衣口袋里，可是鼓鼓囊囊的装有50支装的铁罐头。他一边谈话，一边一支接连一支抽烟，二十支装是不够抽的。他口齿蜡黄，手指头夹烟的地方焦巴巴的。一支接一支地吸，几乎用不着火柴。可是，在上海孤岛时期国民党在上海租界洋商登记的《正言报》上，公然发表了重庆召开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消息，用大字副标题公布上海方面的当选理事是郑振铎与楼适夷，明明是向日寇告密。楼的住处一向秘密，但郑先生的家人人都知道在静安寺的庙弄，于是他呆不住了，神不知鬼不觉地躺在法祖界一位朋友家里去了。他在秘密窝里就是千方百计联系玻璃厂的古书店，抢救那些被敌人弄到国外去的古老旧版本与文物。有时在四马路偶然碰见，便和开明书店的老友上小酒馆喝绍兴酒。酒量照常，可烟却一支也不抽了！“怎么回事？”“不抽了！”“为什么？”“不为什么！”可夏丐翁却知道：“他把三炮台丢了，可以多收几部旧书嘛！”这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郑振铎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长，收旧书、淘古董，已用不到他自己花钱了。可他还是不再抽烟。在参加外事活动中，交际上有的是好烟，三五牌、茄力克，全是英国的上等烟，他不抽。可是他却常常在口袋里掏出随身带的金色打火机。有人问他：“你不抽烟，带个打火机干什么？”他回答说：“玩玩呗，孩子要玩具，大人也有大人的玩具嘛。这不是，还可以替别人点点火！”原来，虽然他戒了十来年烟，可还是旧情难忘呢，藕断丝连。

郑铢官小不忘廉：郑义门七世祖郑铢(公元1299～1355年)，字彦平。四岁母丧，十一岁父逝，兄弟三人，由伯母周氏抚养成人。他和兄长郑钦经营嘉礼庄田二千亩，收入用于家族中男女婚嫁，余资储藏，使得一家男女大礼经费无虞。郑铢立志要为朝廷、百姓做点有益的事，至北京被荐于脱脱丞相，脱脱见而器之，奏为宣政院照磨管勾，统领浮屠氏事。元朝的宣政院，职司宣扬一国政教，具体管理江南寺院。照磨一职，是管理档案。郑铢虽然只是管理员(管勾)，但由于他手上的档案都是关系和尚们的身份、等级、津贴等切身利益，最容易与和尚勾通作弊，因此前几任照磨作伪犯科现象时有发生。他到任后，各寺院的和尚同样纷纷向郑铢送来许多钱币，郑铢严词拒收，和尚们还以为自己的钱送得太少了，于是送钱的数目越来越大，屡遭拒退，真是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经过打听，方知郑铢来自浦江“郑义门”，郑义门有严厉的《家规》，其中规定：“子孙出仕如有赃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贿者始各自敛。时江浙行省右丞相朵儿只，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元勋，统领宣政院事，察知郑铢之廉洁。在宣政院推选廉政官吏的时候，全院异口同声齐推郑铢为真“廉吏”。遂任命他为持檄文行部两浙，仍一毫无所取。众和尚说：“凡受檄来者，都想得重贿，否则，祸立见。在他们回去时，无不积钱数万，独郑君两袖清风归去。不久郑铢调任上海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大使。当时，在嘉定、华亭、上海交接带，有田数十顷，属于提领所辖。而都水使者(统管水利的人)，要增加江淮财赋府的税收，便重复收赋。由此，田赋苛重，农民生活非常困苦。郑铢察情后奏于朝廷，得以免赋。同时，制止了在稻田所工作的官员随心所欲提取精粮的现象。郑铢官虽小，但是为官廉政，受人称赞。

郑机律己防微杜渐：郑机，字叔慎(公元1361～1429年)，郑义门第九世祖，明朝永乐中以贤良荐举于朝廷；经吏部铨试，授文林郎湖广汉川知县，后转任广东省仁化县知县。由于自幼就读于东明精舍，受到严格的儒学伦理教育及孝义家风的熏陶，任内宵衣旰食，勤政爱民，平蛮寇，修水利，奖农耕，政迹显殊，尤其在廉洁方面，他更是严格要求，从点滴做起，从不收属下及百姓的礼物，被当地百姓誉为清官。永乐庚寅(公元1410年)农历5月2日是郑机五十岁生日，按照风俗习惯，应该祝贺一番。早饭间，夫人楼琼征求丈夫意见，郑机吩咐楼琼注意节约，去买一斤鱼、两斤肉、一斤豆腐和一斤黄酒，作为生日晚餐，说完后就到公堂料理事务去了。晚餐时郑机看见桌上摆满了名贵佳肴，大大超过了早上计划的标准，刹时拉下脸面，怒责夫人：“你也学过郑氏家规，家规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於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入祠堂'。俭可养廉，奢则生腐，你难道忘了吗……”楼琼当然不会忘记威严的家规，在丈夫的严厉责问之下，她只好吐露了真情。原来，郑机手下有位名叫章玉的典吏，平时工作很卖力，受到郑机器重，相互间关系也较好。章玉在知县夫人买菜回来时得知今日是知县大人的五十寿诞。章玉想，知县平时节衣缩食，一身清廉，是从不收受他人礼物的，但在五十岁生日之时，买几道好一点的菜，让他补补身子，作为一个部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他说服了知县夫人自己花钱买来几道好菜，请夫人晚上一并烧来吃。夫人也觉得在理，又没有违反原则，况且章玉的一片真心实为盛情难却。郑机听了夫人的表述之后，仍怒气不消，说：“俗话说‘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腰杆子就硬不起来了。这次既然已烧好了，不能原物退还，但必须退还等价钱两，分文不少。”次日，郑机叫来章玉认真地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你的行为将陷我于不义。”随后掏出九钱银子还章玉。章玉见状连忙退却：“大人生日，买点东西吃吃又何妨？”郑机看章玉还没认识到问题所在，再次正色道：“你我身为朝廷官吏，食俸禄，理应集中精力忠君效国，不要让人家以为你把精力花在巴结上司上，那是于你的名声亦是不利的。况你我关系较好，理解我支持我是对我最大的关心，请不要败坏我及我家族的名声。”章玉听后从心底里佩服郑机的为人：“大人你是真正的清官，说到做到，刚正不阿。但由于前几任知县的腐败，现县吏的思想上仍沿袭着旧风陋习，阳奉阴违，送礼的多，受贿的也多，治贿还必须花大力气。”郑机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后，在城门口贴出了一张官告，主要内容是严禁馈送受贿，有受贿行为的官吏要主动退赃，可获从轻。又欢迎乡民直接告状，查实有贿情又不主动退还者，必视情节轻重给予惩办。布告一出，有自首的，有告状的，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批贪官得到应有惩处，一批廉洁奉公的官吏得到表扬，人心大快，社会风气随之转好。

郑铢杜绝敛财恶习：明永乐元年，永乐皇帝颁下圣旨，任命浦江郑义门第九世郑铢为湖广道监察御史，出使广东南闽，抚安军民。一介布衣之士的郑铢，受此重任后，念念不忘“既仕须奉公勤政，毋蹈贪黩，以忝家法”的家训。深入基层察访，体恤黎民疾苦，夜不入眠，构思治理良策。忽一日闻报，有人求见，遂升堂入座，见数名乡间绅士抬一条五尺有余的蟒蛇，跪于堂上。声称：“叩见大人，草民特来献礼”。郑铢暗思，本官初来乍到，未建政绩，平白送礼为何来？遂命退回。叩见者唯唯从命，抬蟒蛇而返。越三日，又抬六尺有余的蟒蛇叩见。郑铢又命退回，并说：“本官决不妄取百姓丝毫财物，以后若再如此胡闹，杖你们五十大板。”叩见者恹恹而去。又过三天，更抬一条七尺有余的巨蟒跪于堂下求见，用恳求的语气说：“大人开恩，草民组织人员，在深山丛林中搜寻，今幸得此罕见巨蟒，再大无法寻觅，大人如再不收受，只得听凭大人处置了。”郑铢愕然而责之道：“何故献蛇？为何三番五次不听？许你等细细道来，有理尚可，否则处你等五十大板。”献蛇老叟颤巍巍地说：“本地习俗，凡新官上任到此，须献蟒蛇一条，以表草民们的敬意。至于蟒蛇何用，大人可将其切成条状风干，蒸饪食用，其味鲜美可口，食后有清凉散毒之效用。前几次献蟒蛇，大人不收受，草民们认为大人嫌小，所以化九牛二虎之力，从深山中捕得今天这条罕见巨蟒，真是大人福大，万望大人开恩，不加草民之罪。”说毕叩头不起。郑铢听后，连命差役搀扶下跪乡民，并和颜悦色地说：“本官初到南闽，不悉本地风俗，枉累你们费了这般周折，实感有愧。”遂命差役收下蟒蛇，将自己五两饷银作酬金，付予乡民。乡民再三推辞不受。郑铢说：“本官决不一毫妄取于民，如不收银子，请退回蟒蛇。”叩见者见大人主意已定，又惊又喜地收起银子道谢而去。是夜，郑铢浮想联翩，《家规》曰“子孙倘有出仕者，当早夜切切报国为务，抚恤下民，实如慈母之保赤子”，细思白天献蛇一幕，岂非贪官所作的敛财勾当。逐立马提笔写道：“献蟒蛇的习俗，实乃贪官敛财的一种伎俩，今后予以取缔。官吏中有行贪污受贿卑鄙勾当的，严惩不贷云云”。张贴于公众场所。郑铢在任期间，清正廉明，秉公执法，依法治理。对贪官污吏，正直敢言。不怕强权，受理贪污案件十有余起。领导百姓组织民团，保护乡村安宁，教育百姓拥军，士兵爱民，倡导百姓开荒造田，终于使一方能保持温饱。郑铢任满还朝，仍两袖清风，嬴得百姓的爱戴。临行之时，百姓为颂其功德，特置了一把万民伞，为其遮阳避雨，夹道挥泪送别。

郑祖琛严惩贪官：郑祖琛，字和佩，号献之(公元1784～1851年)，浦江县人，郑义门第二十三代孙(迁居吴兴双林)，天资聪敏，一目十行。清朝嘉庆进士。箕风毕雨，为官清正。在江西任按察使时，玉山县孙知县要求拨一笔款子，用来兴修水利。向朝廷申报后，朝廷拨下专款，郑祖琛要其专款专用。事后孙知县却把这笔银子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实际上没有修堤，亦未筑塘，却虚报兴修水利功绩。郑祖琛本要去玉山巡查，但忙于邻县事务，一直拖到秋天。郑祖琛去玉山县巡查时，正当旱情严重，沿途田地干裂，禾稻干枯。路上百姓三五成群，携妻带子，前往浙江讨饭。深入调查后，才知真相。原来孙知县的计划是要开一条水沟，把水引向高田。由于水沟必经一处高坡，高坡的主人是当地的大财主，姓胡名山，有钱有势。高坡上头是胡山的祖墓。听地师说，高坡是龙脉，如果从中开一条水沟，等于凿断了龙脉，胡山家必将招来灾星。为此，胡山不惜一切代价，买通孙知县的二姨太。二姨太姓林，很有姿色，深得孙知县的宠爱，林姨太的枕头风，孙知县总是言听计从。林姨太说：“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任穷知县，金银上千斤。你两年知县到如今，什么也没捞到，胡山这块肥肉不吃的话，恐怕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孙知县说：“这白花花的银子我也喜欢，只怕今年天旱，这田地无收成，后果不堪设想。”林姨太说：“这几十年只旱一次，去年不是很好的过来了？只要挨过了今年，明年任满就可升迁。”孙知县面对金钱的诱惑，失去良知；索性把朝廷拨款也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只是虚张声势，修了几处小池塘，却谎报功绩。偏偏今年碰到旱灾，伪情暴露，立见眼前。郑祖琛将孙知县押往京城待办，将其家产全部没收，救济灾民。并张贴安民告示，开仓放粮，召流离者回乡，兴修水利，确保来年丰收。

7.“江南第一家”郑义门：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家族历时长达三百五十多年，历经宋、元、明三代，十五世同居，同财共食，人数最多时达三千余人，被朱元璋赐名为“江南第一家”，这就是浙江浦江郑氏，又称“郑义门”。郑宅镇是浦江县一个山清水秀的古镇，郑氏宗祠位于小镇的中心。一进偏门，一块“江南第一家”的巨大匾额赫然触目，门前两旁书着“耕”、“读”、“忠信孝悌”、“礼义廉耻”十个大字。这每一个字，仿佛都在向人们展示那已久远的年代，仿佛都在向人们昭示那个年代所发生的动人故事。北宋时候，有一个叫郑淮的人与两位兄弟迁到浦江，人称“浦阳三郑”。郑淮的孙子郑绮就是十五世同居的倡导者和开创人，人称“同居第一世祖”。郑绮善读书，他肩负着振兴家业的重任，开始以“孝义”为宗旨治理家政。郑氏家族在明朝初年，步入鼎峰。此时，它已是“阖族殆千余指”，家族规模宏大，组织严密，为世人瞩目而誉播八方。其不少族人参与了朱元璋王朝各项政策的制定，而朱元璋出于治国的需要，也借鉴郑氏家族的治家实践，以便有效地控制政局。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是郑义门创建并倡导的“以德正心、以礼修身、以法齐家、以义济世”的儒学伦理教育和孝义家风，堪称古代文化廉政之典范，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郑氏以孝义治家，自南宋至明朝中叶，十五世同居共食三百六十余年，时称义门郑氏，故名“郑义门”。屡受朝廷旌表，明洪武十八年太祖朱元璋亲赐封“江南第一家”。明开国文臣宋濂，从求学主教东明，举家定居，致仕还乡，在此居住三十二年。郑氏《家规》、《家仪》就是经宋审订，至今典籍尚存。以“郑氏宗祠”为中心的主建筑景观群集。1994年，全国首届宋濂暨中国古代家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此举行，称其为“中国古代家族文化”、“儒学治家”的典范。郑氏所崇尚的孝顺父母。兄弟和睦、自强不息的人格理想，勤劳俭朴的持家原则，尊师重教的教育思想，“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际关系原则等，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1991年日本研究“越系文化”著名学者铃木满南教授一行，专程来此考察，其专论先后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各国发表。”郑宅镇的街道上依然露出丝丝古风，在白麟溪上横跨着十座石桥，就是“江南第一家”有名的自然景观十桥九闸。桥建于明朝，几经修造，每座桥设以水闸，便于人们洗濯。白麟溪水源于风景秀丽的玄麓山，溪水清流荡漾，两岸柳丝飘然，景色绚丽宜人。过桥可见一碑亭，即坐落于白麟溪南岸、建于清进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的九世同居碑亭，上面刻有元朝翰林学士承旨禄帖木耳手书的“一门尚义、九世同居”八个大字，示以告诫后世。

郑氏宗祠：坐东朝西，正门前是街，朝白麟溪，门额“郑氏宗祠”匾。偏门朝南，横挂“江南第一家”匾额。始建于元初，占地六千六百平方米，迄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其间经过明清时期数次扩建，虽有破坏，但基本格局尚存，端庄严肃，古朴厚重。祠堂内现有元丞相脱脱书写的“白麟溪”碑明太祖、明惠帝赐封的“孝义家”“孝义堂”匾额，明万历《翰林学士宋公碑记》《文侯赐祭之碑》和元明以来知名人士的榻联匾额，还有宋濂所植的九株苍劲古柏。旁边的水池称“洁牲池”，里面有两中小池，形成一个“品”字。一行古柏，一个品字，寓意“一品当朝”。整个郑氏宗祠可分为五进。前为师俭厅，次为中庭，三为有序堂，四为孝友堂即拜厅，王为寝室，正位供奉同居列祖神位。拜厅正悬“孝友堂”匾，左悬“会善钟”，右有“听训鼓”。这儿的钟鼓在当时是很有讲究的。“会膳钟”每天早上敲二十四下，全族人员同时起床；接着敲四下，同时梳洗；再敲八下，男女分成两队，到“师俭厅”来听家长训话。敲“听训鼓”即表示家长开始训话。全祠共有屋六十四间二弄，祠内元、明名人碑刻、匾额、楹联达三十多块(对)。“敕旌孝义宗祠”原为明进士张奕槐题；“孝义家”三个大字巨匾是明太祖朱元璋亲书；“师俭”为翰林周伯温书……郑氏义门把大同理想追示融在家仪中，把有序、师俭列为治家的两大支柱。因为序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序则不乱，不乱则安”；俭能解决人与欲的关系，“师俭则无欲，无欲则廉”。

孝威泉：在郑宅镇冷水塘沿，白麟溪南岸之溪边。孝感泉井呈方形，纵横丈许，水清凉，井上建有歇山顶方亭。据光绪《浦江县志》载，宋郑绮性至孝，母张氏嗜溪泉，值旱，凿数仞不得泉，绮拗哭其下，三日夜不息，水为涌出，俄顷，溢丈余，人以为孝感所致，凿旁石碑“孝感泉”三大字，明蜀献王书，御史王理铭之。

“一门尚义，九世同居”碑：在郑宅镇上大街白麟溪南，元至正壬辰(公元1352年)农历2月，翰林学土月禄贴木耳荣禄公为中书平章政事，行省江浙，书“一门尚义、九世同居”八大字以赠，旋摹勒石碑，竖于同居炊址，示以垂戒后世。清乾隆戊寅(公元1758年)建造碑亭，咸丰辛酉，毁于兵火，清光绪戊戌重建。

十桥九洞：郑宅镇大街旁，白麟溪上建有古石桥十座。为单孔条石并列架砌，呈梯形状，桥两头敞口，呈八字形，桥北竖有元丞相脱脱书“白麟溪”碑石。每座桥下设石闸，便于洗涤，故而称十桥九闸，为郑氏义门一大特色。

香火厅：座南朝北，厅前中有广场，原有房屋三间，为郑氏总香火所在地，楼上供奉圣谕，称圣谕楼。旧制高可二丈余，相素不事雕楼，两旁皆小屋，后俱改楼房，高过正房。因年代久远，将倾圯，于雍正辛亥改造楼厅五间，翻轩五间。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被日寇烧毁，抗战胜利后重建，楼上圣谕楼三字匾额为民国时方青儒所书。

建文井老佛：据光绪《浦江县志》和史仲彬《致身录》载，明建文帝逊国出亡，谓浦阳郑洽家(翰林院侍诏)忠孝可侍，遂匿其家，俄有蜚语者，文皇追捕其家，帝匿井中得脱，故名。郑治随建文帝出亡，辗转西南，建文之须发尽白，恍若老。至万历己未有昭雪靖难死节之典，随驾人员始得平反。郑氏画“老佛像”悬于昌三公祠之正位，意在祠旁悼念建文帝。其旁有盥联一副“枯井念章龙隐迹，合村富社凤来仪。”昌三公祠因供奉老佛而易名老怫社，祠字保存完好。

东明书院：东明书院前身为东明精舍。据光绪《浦江县志》载，在东明山之阳，县东三十里，元青田尉郑德璋创精舍于此，为郑氏子孙读书之所。宋濂继吴莱而主讲二十余年，授经著书，与其徒天台方孝儒，义门诸弟子讲学于此，有东明山精舍壁记。于乾隆癸未(公元1763年)郑氏合族移建于义门外东偏里许，改称东明书院，期间进行多次修茸，今存围墙及乾隆壬午年重立东明收院石匾。郑义门对德与廉十分重视，立下“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等家规，因此从这里出仕的一百七十三位官吏，大至礼部尚书，小至税令，无一贪赃枉法，无不勤政廉政，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

永遵祖训；毋听妇言。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孝义家联。

一门尚义；九世同居。元朝年间禄帖木耳书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九世同居碑亭联。

文章空冀北；孝义冠江南。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香火厅联。

江南风土薄；惟愿子孙贤。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孝义家联。

婉愉生于和气；敬直兼以义方。戴王祥撰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中庭联。

碑亭永树同居第；故址长存孝义家。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九世同居碑亭联。

三朝旌表恩荣第；九世同居孝义家。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明厅联。

理学无过真孝义；翰林犹让大文章。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明厅联。

史官不用春秋笔；天子亲书孝义家。方孝如撰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明厅联。

孝而忠，政事无非德行；义而节，巾帼亦是丈夫。吴官撰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中庭联。

麟凤出人间，谁居座右；孝义弁天下，奚止江南。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香火厅联。

翼子贻孙，济济居同九世；规曾矩祖，绵绵义尚一门。黄天仑撰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中庭联。

合族源流始，碑亭永树同居地；同居发轫初，故址长存尚义家。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九世同居碑亭联。

载物本无心，独向义居分造化；察邪偏有眼，时从屋漏见精明。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土地庙联。

□□□□□□□，□□□□□；期本支百世承家，皆孝义贤孙。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寝室联。

铁面本无情，笑三度，愧杀庸夫俗子；绿睛偏有泪，哭两场，呼开地府天门。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荷厅联，上联已失。

三圣岩西峙，三朝旌表，三子发祥，孝义家风三代上；九曲水东流，九世同居，九贤崇祀，巍峨庙貌九楹间。浦江县“江南第一家”郑义门寝室联。

师俭。翰林周伯温书郑义门门廊匾额。

有序。太常诗士柳贯题篆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和睦。提刑按察司副使站歧题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和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源书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历朝钦仰。进士壮起元题赠郑义门孝友堂拜厅匾额。

遗风犹在。知浦江事伍燮寅书郑义门孝友堂拜厅匾额

世笃其义。进士吴应台书郑义门门廊匾额。

江南首族。文林郎范养民书郑义门门廊匾额。

世德三祯。进士李从龙书郑义门门廊匾额。

百世一家。知县王允璘书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修齐坊表。进士何子祥题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扶翼圣道。金华府通判李之规书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淳徽百世。金殿传胪戴殿泗书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麟凤世家。知府张朝瑞题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代有完人。全浙学政雷鋐题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立德不朽。邑使者张人崧题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义泽名家。建极殿大学士王锡爵书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寻源守义。知巴陵县事二十四世孙遇书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名震天朝。按察司副使刘广生书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世受皇恩。太子太保桂彦良题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积善之家。赵期颐书篆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化家型俗。进士扬汝谷书郑义门孝义家匾额。

浙东第一家。肃政廉访司事余阙公题篆郑义门孝友堂拜厅匾额。

江南第一家。勅旌孝义宗祠，明万历戊甲张应槐题郑氏宗祠匾额。

郑义门箴言：

留有余之志，以安心神。箴曰：志不可满，满则自矜，自矜为骄，匪德之称，所以君子，声慎重于气，动则于仁，动则于义，非义非仁，宁屈勿伸，勿劳其心，得安乎神。

留有余之乐，以安身体。箴曰：乐不可极，极则生忧，生忧伤寿，纵恣之尤，所以君子，当节其欲，放则能收，荡则能覆，惟礼是由，敬戒书绅，以养其体，以宁其身。

留有余之福，以遗子孙。箴曰：人有祉福，福因所积，所积既尽，宁免忧怒，所以君子，慎亨其荣，用不必，聚不必盈，畏盈忌，乃德之纯，复积于身，以遗子孙。
八.历史名人：

郑　吉：(公元前？～前49年)，会稽人(今渐江绍兴)。著名西汉将领。

郑吉初以卒伍从军，早年从军数出于西域，屡建奇功，很得皇帝器重。汉宣帝时为侍郎。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与校尉马率被免刑罪人在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与尉犁西)屯田，并征调西域诸国兵力一万余人，会合屯田兵一千五百人攻破车师，派属下三百人屯驻。

郑吉在汉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率七千人前往车师援救被匈奴攻击的汉兵，反被匈奴围困，后得长罗侯常惠率军解围。由于车师国勾结匈奴，劫杀汉使，郑吉乃发屯田区和城郭诸国兵攻破车师，并把车师一分为二划成两国，即车师前国(今新疆吐鲁番)和车师后国(今新疆昌吉州东四县)。郑吉也因功升内卫司马，专职保护西域南道各国，负责鄯善以西南路地区的安全。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征发渠犁、龟兹等国兵力五万人前往迎接来降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部众，并将其送往长安，从此威震西域，因功封安远侯。

是年，汉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野云沟一带)置西域都护府，既护鄯善以西“南道”(即从古楼兰，经于阗、莎车、疏勒越葱岭之路)；又护车师以西“北道”(从楼兰，经车师前国、焉耆、龟兹、温宿、疏勒越葱岭之路)，负责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的动静。从此，汉“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道路，都由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故此他号称西域第一都护。从此，汉朝的号令得以颁布于整个西域。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始于张骞，成于郑吉。

郑吉于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去世，谥号“缪侯”。

郑　众：(公元？～83年)，字仲师，河南开封人(今河南开封)。著名东汉经学家。

郑众曾任大司农，旧称“郑司农”，以别于宦官郑众。传其父郑兴《左传》之学，兼通《易》、《诗》，明三统历。世称郑兴父子为“先郑”。而称郑玄为“后郑”。著作均已佚传。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周礼郑司农(众)解诂》六卷、《郑众春秋牒例章句》一卷。

郑　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今山东高密)。中国东汉末著名经学大师。

郑玄先代本是豪门巨族，但到了他这一代早已衰败，家境也十分贫寒了。郑玄质朴而勤奋，十三岁左右就能讲诵《诗》、《书》、《礼》、《易》、《春秋》了。

郑玄勤奋苦学，加之天资聪慧，不久他在经学上就有一定造诣了。然而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奔忙。十八岁时弃学出仕，充任乡官啬夫，主管乡里的收税、徭役等事，但始终不忘于学。

当年名士杜密任北海相，途经高密，见到郑玄孜孜不倦地诵经求识，那种虔诚认真、平和自乐的神态，让杜密大受感动。杜密认为郑玄是不可多得的异质良材，杜密“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使郑玄专心学习，不久以“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而名闻遐迩。二十一岁的郑玄结束了乡吏生涯，踌躇满志地踏上了游学之路。

郑玄先是师从故兖州刺史第五元先，后经好友庐植的引荐，投入马融门下。至四十岁，郑玄已是全国著名的精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了。回到山东后，成百上千的学人投入到他的门下，拜他为师，但其清操自守，不受馈赠，因而家中贫困的生活未因其名声显赫而改善，于是他不得不在莱州即墨县东南四十里的不其山，一边种地，一边授徒讲经，过着极平静的耕读生活。

“党锢之祸”中，郑玄因是杜密的故吏，因而也在劫难逃。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郑玄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集中精力授徒注经，进入了其研究的鼎盛时期。从四十四岁禁锢到五十八岁禁解，十四年中，郑玄先后注《三礼》、《古文尚书》、《毛诗》、《论语》、《孝经》等，撰《毛诗谱》、《论语释义》、《仲尼弟子目》、《六艺论》、《驳许慎五经异议》、《答临孝存周礼难》等，凡百余万言。

郑玄注经打破了各派各家的局限，择其所长，融为一体。他注《易》、注《尚书》，兼收并蓄，博大宏深，使学者无不叹服，被称为“郑学”。在当时家法繁琐、无所适从的经学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郑玄被人们称为“经神”，天下学人如流汇海，使郑氏的学生遍及天下，影响深远。

郑玄不但学问渊博，成果丰硕，名满天下，而且气节凛然，品德高洁。他在思想上比较保守，维护中央集权制，对宦官和外戚专权十分不满，也不屑与利欲熏心的权贵们为伍。晚年的郑玄著述、讲学、避乱，在北海、徐州等地迁徙。这时他结识了北海相孔融，受到了孔融的礼待。孔融特地为郑玄修建了能容车马行驶的道路、门阙，称通德门，又命名郑玄所在的乡为郑公乡，以示尊崇。郑玄并非一味"辟世"，也积极参与了当时的一些反对黑暗统治的斗争，如参与陶谦等推举名贤朱隽为太师等活动。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决战，袁绍令其子胁迫郑玄随军到元城，路途劳顿，风寒侵袭，同年农历6月郑玄病逝于元城，终年七十四岁。当时战事频仍，无法举行大规模的葬礼，但当地郡守以下官吏、受业弟子还是有一千余人白衣素服为其送葬。最初葬于剧东(今山东益都)，后又归葬于高密县西北二十五公里处的刘宗山下砺阜。

郑玄的弟子还仿照孔门弟子将孔子言行编为《论语》的体例，把郑玄的言行教诲编成了《郑志》八篇，以纪念他们的老师。郑玄一生勤于著述，达六十余种之多，精辟独到，其说一出，其他古今文经注都陆续被淘汰湮没了。魏晋至唐，他所注的经被定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收入《九经》，宋朝列入《十三经注疏》。郑玄身后也极尽尊崇，由唐时的"高密伯"到清时的"先儒郑子"从祀文庙，繁华销尽，而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贡献功不可没。

郑　众：(公元？～114年)，字季产，南阳犨县人(今河南鲁山)。

郑众为人谨慎敏捷，颇有心机。永平年间，在刘炟太子家做事。刘炟即帝位(称汉章帝)后，以小黄门迁中常侍。

汉和帝初年，郑众加位钩盾令。当时窦太后秉政，外戚窦宪任大将军，窃据威权，朝臣上下无不附从。只有郑众“一小王室，不事豪党”，颇得汉和帝亲信。

等到窦宪兄弟图谋“不轨”，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郑众首谋诛灭外戚窦宪及其党羽，因功升为大长秋，封鄛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后又益封三百户)。由此常参与议论政事，东汉宦官弄权干政从此开端。

郑众逝世于汉元初元年(公元114年)。

郑　旦：(生卒年待考)，女，又名西施，越国人。春秋晚期著名吴越巾帼。

郑旦经过越国谋臣范蠡的训练，到吴国作特殊女奸细，即做吴王的妃子，之后经常将吴王的活动情况传回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得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郑旦的内应下终于灭了吴国。

郑　国：(生卒年待考)，战国末期韩国人，著名战国时期水利专家。

郑国出任关中史官，率领已经成为韩国臣民的原郑国人积极参加开凿荥泽(今河南郑州)、圃田泽(今河南中牟西圃田乡)的大渠。郑国后来被韩王派往秦国游说修渠，以消耗秦国国力，使其无力东征。

秦国没有看破其目的，接受了郑国的建议，征调大量民工，由郑国主持修渠，郑国以此为韩国延长了数年之命，也为秦国立下万世之功。渠成之后，关中一片沃野，无凶年，秦国因之成为富庶之邦，随之兼并诸侯，统一了全国。

秦国人为了感激郑国修渠功劳，把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

郑当时：(生卒年待考)，字庄，陈郡人(今河南淮阳)。著名西汉大臣。

郑当时是西汉景帝、汉武帝时期的人。他的祖先郑君曾经为项籍的属将；项籍兵败而死，郑君不久便归附了汉。汉高祖刘邦命令登记项籍旧将的姓名、履历。唯独郑君没有奉行诏令登记。刘邦下诏拜已登记履历者为大夫，而贬逐了郑君。郑君逝世于汉文帝的时候。

郑庄以好行侠义之事而自喜。因为在张羽困难时予以救助，从而闻名于梁、楚地区。汉景帝时担任太子舍人的职务。每五天休假的时候，常在长安的城郊朋友之处存放马匹，以邀请和酬谢宾客，夜以继日，直至次日凌晨，还常恐怕应酬不周。郑庄喜好黄帝、老子的学说，敬慕年长厚道的人。唯恐不能相识，虽然年纪轻、官品低微，然而他交往相识的都是父祖一辈，并在全国很有名气的人。汉武帝即位之后，郑庄先后晋升为鲁国中尉。济南太守、江都国相，后升至九卿中右内史之职。因为武安侯田蚡、魏其侯窦婴的议论，被贬职为詹事，后再升迁为大农令。

郑庄任太史时告诫属下说。“客人到来，没有贵贱之分，不应将任何人拒之门外。”他对客人都能以宾主的礼节对待，这是因为他很注意尊重地位低下的人。郑庄很廉洁，不喜欢购置产业，只靠皇上的赏赐供给门客。然而赠给他人物品，不过竹器和食物而已。每次朝见皇上，有机会便要称道国中的忠厚长者。他推荐士人及其官属的丞、史，当审查其言行时，常常以贤于自己的事情作例证。从来不以名宇称呼属吏。与官属谈话，唯恐使对方受到伤害。听到他人好的言论，便立即进献皇上，唯恐拖延。崤山以东的士人们因此一致称道郑庄。

郑庄的使者巡视黄河决口的情况，自己请求准备五天。汉武帝说：“我听说：‘郑庄出外视察，即使有千里之遥，也不要求提供粮食’，请求准备行装的是什么人？”然而郑庄在朝廷上，常常趋迎附合武帝的意旨，不敢极力讨论是否妥当。

郑庄在晚年时，汉朝廷征伐匈奴，招降周边的少数部族，国家支出的费用很多，国家财政愈来愈匮乏。郑庄所任用的宾客利用大司农的货物营利，欠了公家许多债务。司马安任淮阳太守，揭发了此事，郑庄因此被治罪，赎罪后免官为平民百姓。不久，试用为丞相长史。汉武帝认为他年经太大，改任命为汝南太守。数年之后逝世于任上。

郑庄、汲黯开始时列位九卿之职，清廉而能自我检省。后来两人中途被免去官职，家中贫困，宾客愈来愈少。及至在郡中任长官，逝世后家中没有余下什么财物。而郑庄兄弟的子弟因为郑庄的缘故，官至两千石的有六、七个人。

郑　羲：(公元？～493年)，字幼驎，荥阳开封人(今河南开封)。著名北魏重臣。

郑羲是北魏大将大匠浑之八世孙也。曾祖郑豁是慕容垂时期任太常卿。父郑晔没有做官，娶于长乐潘氏，生有六子，大多强壮武气，而郑羲排行第六，却以文学为优。他弱冠时便得举秀才，尚书李孝伯见他聪颖，便将女儿嫁给他。到北魏高宗末期，郑羲官拜中书博士。

北魏天安初年，刘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据汝南来降，北魏显祖诏殿中尚书元石为都将赴之，并招慰淮汝，派遣郑羲参石军事。到上蔡，常珍奇率文武三百人来迎，既相见，议欲顿军于汝北，未即入城。郑羲谓元石曰：“机事尚速。今珍奇虽来，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夺其管籥，据有府库。虽出其非意，要以全制为胜。”元石听从了郑羲之言，遂策马径入其城。城中尚有常珍奇亲兵数百人藏在常珍奇的宅内。元石既克城，意益骄怠，置酒嬉戏，无警防之虞。郑羲警告元石：“观常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严兵设备，以待非常。”其夜，常珍奇果使人烧府厢屋，欲因救火作难，由于元石已经有备，乃止。天明后，郑羲赍白虎幡慰郭邑，众心乃定。

第二年春季，又引军东讨汝阴。刘彧汝阴太守张超城坚守城池，元石率精锐攻之不克，遂退至陈项，商议欲退军至长社，待秋天再来击之。诸将心里都想早还，均符合称为善计。郑羲却说：“今张超驱市人，负担石，蚁聚穷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尽，不降当走，可翘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弃还长社，道涂悬远，超必修城深堑，多积薪谷，将来恐难图矣。”元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遂旋师退回长社。到了冬季，再次进攻张超，张超果然已经有备，结果无功而还。直到又过了一年，张超病逝，由杨文长代其位守城，没能象张超那样的远见，结果城内食尽城溃，元石才将此城克之。其结果竟一如郑羲之策。淮北平复后，郑羲升迁中书侍郎。

北魏延兴初期，阳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动众，扰乱京索。以郑羲河南民望，为州郡所信，遣郑羲乘传慰谕。郑羲到，宣示祸福，重加募赏，旬日之间，众皆归散。智度奔颍川，寻见擒斩。以功赐爵平昌男，加鹰扬将军。

北魏高祖初期，兼员外散骑常侍，假宁朔将军、阳武子，使于刘准。中山王叡，宠幸当世，并置王官，郑羲为其傅。是后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因请假归，遂盘桓不返。及李冲贵宠，与郑羲姻好，乃就家征为中书令。文明太后为父燕宣王立庙于长安，初成，以郑羲兼太常卿，假荥阳侯，具官属，诣长安拜庙，刊石建碑于庙门。还，以使功，仍赐侯爵，加给事中。出为安东将军、西兗州刺史，假南阳公。郑羲多所受纳，政以贿成。性又啬吝，民有礼饷者，皆不与杯酒脔肉，西门受羊酒，东门酤卖之。以李冲之亲，法官不之纠也。酸枣令郑伯孙、鄄城令董腾、别驾贾德、治中申灵度，并在任廉贞，勤恤百姓，郑羲皆申表称荐，时论多之。文明太后为高祖纳其女为嫔，征为秘书监。

郑羲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逝世，赠帛五百匹。尚书奏谥曰宣，诏曰：“盖棺定谥，先典成式，激扬清浊，治道明范。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缪丑’之名；贾充宠晋，直士犹立‘荒公’之称。郑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货之谈，已形于民听。谥以善问，殊乖其衷。又前岁之选，匪由备行充举，自荷后任，勋绩未昭。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

郑　懿：(生卒年待考)，字景伯，郑羲之子。

涉历经史，善当世事。解褐中散、尚书郎，稍迁骠骑长史、尚书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袭爵荥阳伯。懿闲雅有治才，为高祖所器遇，拜长兼给事黄门侍郎、司徒左长史。世宗初，以从弟思和同咸阳王禧之逆，与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缌亲。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军将军，出为征虏将军、齐州刺史，寻进号平东将军。懿好劝课，善断决，虽不洁清，义然后取，百姓犹思之。永平三年卒。赠本将军、兗州刺史，谥号“穆”。子郑恭业，袭爵。武定三年，坐与房子远谋逆，伏诛。

郑道昭：(生卒年待考)，字僖伯，郑羲之子。

郑道昭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郎，拜主文中散，徙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谓道昭曰：“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遂命邢峦总集叙记。当尔之年，卿频丁艰祸，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寻正除中书郎，转通直散骑常侍。北海王详为司徒，以道昭与琅邪王秉为谘议参军。迁国子祭酒，道昭表曰：“臣窃以为：崇治之道，必也须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今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游兒牧竖，为之叹息；有情之辈，实亦悼心；况臣亲司，而不言露。伏愿天慈回神纡眄，赐垂鉴察。若臣微意，万一合允，求重敕尚书、门下，考论营制之模，则五雍可翘立而兴，毁铭可不日而就。树旧经于帝京，播茂范于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业也。”不从。

广平王怀为司州牧，以郑道昭与宗正卿元匡为州都。道昭又表曰：“臣闻唐虞启运，以文德为本；殷周致治，以道艺为先。然则，礼乐者为国之基，不可斯须废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鲁秉周礼，强齐归义。及至战国纷纭，干戈递用，五籍灰焚，群儒坑殄，贼仁义之经，贵战争之术，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数十年间，民无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汉祖，于行陈之中，尚优引叔孙通等；光武中兴，于拨乱之际，乃使郑众、范升校书东观。降逮魏晋，何尝不殷勤于篇籍，笃学于戎伍。伏惟大魏之兴也，虽群凶未殄，戎马在郊，然犹招集英儒，广开学校，用能阐道义于八荒，布盛德于万国，教靡不怀，风无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开无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宝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怀击壤之庆。而蠢尔闽吴，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车不息。而停銮伫跸，留心典坟，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等妙选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其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宿已简置。伏寻先旨，意在速就，但军国多事，未遑营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凋落，四术寝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后生，遗本而逐末。进竞之风，实由于此矣。伏惟陛下钦明文思，玄鉴洞远。越会未款，务修道以来之；遐方后服，敷文教而怀之。垂心经素，优柔坟籍。将使化越轩唐，德隆虞夏。是故屡发中旨，敦营学馆，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学陋全经，识蔽篆素，然往年删定律令，谬预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讫封呈。自尔迄今，未蒙报判。但废学历年，经术淹滞。请学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诏曰：“具卿崇儒敦学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寻班，施行无远，可谓职思其忧，无旷官矣。”

郑道昭又表曰：“窃惟鼎迁中县，年将一纪，缙绅褫业，俎豆阙闻，遂使济济明朝，无观风之美，非所以光国宣风，纳民轨义。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故当以臣识浅滥官，无能有所感悟者也。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班，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坠，后生睹徙义之机，学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庙既成，释奠告始，揖让之容，请俟令出。”不报。迁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出为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将军如故。复入为秘书监，加平南将军。熙平元年卒，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号“文恭”。道昭好为诗赋，凡数十篇。其在二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

郑严祖：(生卒年待考)，郑羲次子。

颇有风仪，粗观文史。历通直郎、通直常侍。轻躁薄行，不修士业，倾侧势家，乾没荣利，闺门秽乱，声满天下。出帝时，御史中尉綦俊劾严祖与宗氏从姊奸通。人士咸耻言之，而严祖聊无愧色。孝静初，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鸿胪卿。出为北豫州刺史，仍本将军。罢州还，除鸿胪卿。卒，赠都督豫兗颍三州诸军事、囗囗将军、司空公、豫州刺史。

郑伯猷：(生卒年待考)，郑羲之侄。

博学有文才，早知名。举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参军，转太学博士，领殿中御史。与当时名胜，咸申游款。肃宗释奠，诏伯猷录义。安丰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为行台郎中。事宁还都，迁尚书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军功赐爵阳武子。稍迁散骑常侍、平东将军。前废帝初，以舅氏超授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久之，为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护军将军。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骑常侍使于萧衍。前后使人，萧衍令其侯王于马射之日宴对申礼。伯猷之行，衍令其领军将军臧盾与之相接。议者以此贬之。使还，除骠骑将军、南青州刺史。在州贪惏，妻安丰王元延明女，专为聚敛，货贿公行，润及亲戚。户口逃散，邑落空虚。乃诬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资财，尽以入己，诛其丈夫，妇女配没。百姓怨苦，声闻四方。为御史纠劾，死罪数十条，遇赦免，因以顿废。齐文襄王作相，每诫厉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为谕。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赠骠骑大将军、中书监、兗州刺史。

郑先护：(生卒年待考)，郑羲之孙。

少有武干。解褐员外郎，转通直郎。庄帝之居籓也，先护深自结托。及尔朱荣称兵向洛，灵太后令先护与郑季明等固守河梁，先护闻庄帝即位于河北，遂开门纳荣。以功封平昌县开国侯，邑七百户。转通常侍，加镇北将军。寻除前将军、广州刺史、假平南将军、当州都督。时妖贼刘举于濮阳起逆，诏先护以本官为东道都督讨举。平之，还镇。后元颢入洛，庄帝北巡，先护据州起义兵，不受颢命。颢遣尚书令、临淮王彧率众讨之，先护出城拒战。庄帝还京，嘉其诚节，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襄广二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刺史如故，进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户。寻转征西将军、东雍州刺史、假车骑将军、当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转都督二豫东雍三州诸军事、征东将军、豫州刺史，余官如故。又兼尚书右仆射、二豫郢颍四州行台。寻除车骑将军、左卫将军。及尔朱荣死，徐州刺史尔朱仲远拥兵向洛，前至东郡。诸军出讨，不能制之。乃诏先护以本官假骠骑将军、大都督，领所部与行台杨昱同讨之。庄帝又遣都督贺拔胜讨仲远，胜于陈降贼，战士离心。寻闻京师不守，先护部众逃散，遂窜伏于南境。前废帝初，仲远遣人招诱之，既出而害焉。出帝时，赠持节、都督青齐济兗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开国如故。

郑巨伦：(生卒年待考)，字孝宗，郑羲之孙。

幼孤。及长，历涉经史，有文学武艺。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镇北府墨曹参军、太尉记室参军。叔楷为殷州，巨伦仍为长史、北道别将。在州陷贼，敛恤亡存，为贼所义。葛荣闻其才名，欲用为黄门侍郎。巨伦心恶之。至五月五日，会集官僚，令巨伦赋诗，巨伦乃曰：“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欲死，牛复吐出舌。”以引自晦，获免。未几，潜结死士数人，夜中南走，逢贼游骑数百，俱恐不济。巨伦曰：“宁南死一寸，岂北生一尺也！”便欺贼曰：“吾受敕而行。”贼不信，共爇火观敕。火未然，巨伦手刃贼帅，余人因与奋击，杀伤数十人，贼乃四溃，得马数匹而去。夜阴失道，惟看佛塔户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节、别将北讨。初，楷丧之始，巨伦收殡仓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殡，并窃家口以归。寻授国子博士。

庄帝即位，假节、中坚将军、东濮阳太守，假征虏将军、别将。时河北纷梗，人士避贼，多住郡界，岁俭饥乏，巨伦倾资赡恤，务相全济，时类高之。元颢入洛，据郡不从。庄帝还宫，行西兗州事，封渔阳县开国男，邑二百户，寻除光禄大夫。三年卒，终年四十四岁。子郑武，袭。武定中，怀州卫军府录事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初，巨伦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笃，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崔氏与翼书诗数十首，辞理可观。

郑　模：(生卒年待考)，字叔轨，郑羲之孙。

身长八尺，围亦如之。出后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请，历太尉祭酒、尚书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转中郎，迁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龟中，诏复本资，除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出除鲁阳太守。正光二年，襄阳民密求款附，诏模为别将，隶淮南王世遵，率众赴之。事觉，模焚襄阳邑郭而还。坐不克，免官。及萧宝夤讨关陇，引模为西征别将，屡有战功，除持节、光禄大夫、都督别道诸军事，加安东将军。万俟丑奴遣将郝虎南侵，模攻破其营，擒虎。以功封槐里县开国伯，邑五百户。于时将督败殁者多，模挫敌持重，号为名将。后假征东将军、行岐州事。未几，击贼入深，没于陈。赠抚军将军、相州刺史。永熙中，追录前勋，又赠都督定相冀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护。

郑　楷：(生卒年待考)，字季则，郑羲之孙。

美风望，性刚梗，有当世干具。释褐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广平王怀文学。正始中，以王国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与杨昱以数谏获免。后为尚书左主客郎中、伏波将军、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将。以党附高肇，为中尉所劾，事在《高聪传》。楷性严烈，能摧挫豪强，故时人语曰：“莫彳廌都买反獬孤楷反，付崔楷。”

于时冀定数州，频遭水害。楷上疏曰：臣闻有国有家者，莫不以万姓为心。故矜伤轸于造次，求瘼结于寝兴。黎民阻饥，唐尧致叹；众庶斯馑，帝乙罪己。良以为政与农，实系民命。水旱缘兹以得济，夷险用此而获安。顷东北数州，频年淫雨，长河激浪，洪波汩流，川陆连涛，原隰过望，弥漫不已，泛滥为灾。户无担石之储，家有藜藿之色。华壤膏腴，变为舄卤；菽麦禾黍，化作雚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伫立也。

昔洪水为害四载，流于《夏书》；九土既平攸同，纪自《虞诰》。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劳，日昃忘餐，宵分废寝。伏惟皇魏，握图临宇，总契裁极，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阶棘路，实维英哲，虎门、麟阁，实曰贤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无岁不饥；幽瀛川河，频年泛谥。岂是阳九厄会，百六钟期，故以人事而然，非为运极。昔魏国咸舄，史起哂之；兹地荒芜，臣实为耻。不揆愚瞽，辄敢陈之。

计水之凑下，浸润无间，九河通塞，屡有变改，不可一准古法，皆循旧堤。何者？河决瓠子，梁楚几危；宣防既建，水还旧迹。十数年间，户口丰衍。又决屯氏，两川分流，东北数郡之地，仅得支存。及下通灵、鸣，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离，坟井毁灭。良由水大渠狭，更不开泻，众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凿涓浍，分立堤堨，所在疏通，预决其路，令无停蹙。随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参功，务从便省。使地有金堤之坚，水有非常之备。钩连相注，多置水口，从河入海，远迩径过，泻其墝澙，泄此陂泽。九月农罢，量役计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县遣能工，麾画形势；郡发明使，筹察可否。审地推岸，辨其脉流；树板分崖，练厥从往。别使案检，分剖是非，瞰睇川原，明审通塞。当境修治，不劳役远，终春自罢，未须久功。即以高下营田，因于水陆，水种秔稻，陆艺桑麻。必使室有久储，门丰余积。

其实上叶御灾之方，亦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伦。江淮之南，地势洿下，云雨阴霖，动弥旬月。遥途远运，惟用舟舻；南亩畬菑，微事耒耜。而众庶未为馑色，黔首罕有饥颜。岂天德不均，致地偏罚？故是地势异图，有兹丰馁。臣既乡居水际，目睹荒残，每思郑白，屡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诚丹款，实希效力，有心萤爝，乞暂施行。使数州士女，无废耕桑之业；圣世洪恩，有赈饥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诚，申于今日。

诏曰：“频年水旱为患，黎民阻饥，静言念之，昃不遑食，鉴此事条，深协在虑。但计画功广，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闻。”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诏还追罢。

久之，京兆王继为大将军西讨，引楷为司马。还，转后将军、广平太守。后葛荣转盛，诸将拒击，并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节、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兼尚书北道行台，寻转军司。未几，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为刺史，加后将军。楷至州，表曰：“窃惟殷州，地实四冲，居当五裂；西通长山，东渐巨野。顷国路康宁，四方有截，仍聚奸宄，桴鼓时鸣。况今天长丧乱，妖灾间起。定州逆虏，趑趣北界；鄴下凶烬，蚕噬腹心。两处犬羊，势足并合，城下之战，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属此屏捍，实思效力，以弱敌强，析骸煮弩，固此忠节。但基趾造创，庶事茫然，升储尺刃，聊自未有，虽欲竭诚，莫知攸济。谨列所须兵仗，请垂矜许。必当虎视一方，遏其侵轶，肃清境内，保全所委。”诏付外量，竟无所给。

葛荣自破章武、广阳二王之后，锋不可当。初，楷将之州，人咸劝留家口，单身述职。楷曰：“贪人之禄，忧人之事，如一身独往，朝廷谓吾有进退之计，将士又谁肯为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贼势已逼，或劝减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召僚属共论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胜兵，留之无益，去复何损。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将士之意，窃不足为疑。”楷曰：“国家岂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将谓吾心不固。亏忠全爱，臧获耻之，况吾荷国重寄也！”遂命追还。州既新立，了无御备之具。及贼来攻，楷率力抗拒，强弱势悬，每勒兵士抚厉之，莫不争奋，咸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爱一身！”速战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执节不屈，贼遂害之，时年五十一。长子士元举茂才，平州录事参军、假征虏将军、防城都督，随楷之州，州陷，亦战殁。楷兄弟父子，并死王事，朝野伤叹焉。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镇军将军、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赠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郑　畋：(公元825～883年)，字台文，荥阳人(今河南荥阳)。著名唐朝宰相。

郑畋是唐末积极组织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宰相。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进士及第，任藩镇幕府。

郑畋于唐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入朝，累迁为中书舍人。唐咸通十年(公元869年)，以作诏称旨为同僚推服，迁户部侍郎。唐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充翰林学士承旨。后因事被贬为梧州刺史。

唐僖宗即位，郑畋先后内徙郴、绛二州，复入为右散骑常侍。唐干符元年(公元874年)，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干符五年(公元878年)，因反对招抚黄巢事与另一宰相卢携忿争，俱罢相。

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郑畋任凤翔(今陕西凤翔)节度使。同年冬，黄巢攻入长安，僖宗出奔蜀。郑畋招集畿内散兵，顽抗义军。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败巢军于龙尾陂(今陕西岐山)，遂与京西北诸镇约盟，传檄天下，号召四方藩镇合兵围攻长安，为阻遏黄巢义军在关中的发展，竭尽气力。不久，部将李昌言发动兵变，逐郑畋，自为留后。郑畋被罢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召郑畋至成都(今四川成都)，复以司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军务。

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唐僖宗将还京。当权宦官田令孜及其兄剑南西川节度使(今四川成都)陈敬瑄与郑畋不协；李昌言又因逐郑畋自代故，也不愿郑畋继续执政，三人合力排郑畋去位。

郑畋赴其子彭州(今四川彭县)刺史任所，不久病逝，终年五十四岁。

郑　虔：(公元685～764年)，著名唐朝学者、画家。

郑虔学书是十分刻苦的。据《太平广记》引《尚书故实》记载：郑虔在京任职期间，由于俸禄低微，生活清苦，学书无纸，当他打听到慈恩寺内贮有数间屋的柿叶，“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最后达到“三绝”的境地。这种为了艺术而久居僧房，取红叶以代纸而苦练不辍的精神，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无怪乎被士林传为千古佳话。后来成为唐广文馆博士的郑虔在诗、书、画三方面俱佳，被唐玄宗誉为“郑虔三绝”。

安史之乱时郑虔身陷乱军，之后以”三等”罪被贬滴为台州司户参军。当时台州偏僻，民风闭塞，郑虔身处迹境仍以启蒙教化为己任，开办学馆，挑选民间子弟亲自执教.教育内容除书经正学外，还注重礼仪。从此民风日纯，士风渐进。从宋到明，文风敦盛，名人辈出。郑虔在台州八年，卒于临海。人们盛赞启蒙教化之功，建立了广文祠。还命名了若齐巷(郑虔字若齐)、广文路、留贤忖等，以示纪念。

郑虔是一个诗、书、画造诣都很高的文学艺术家。然而目前所能见到的郑虔诗作则仅《全唐诗》中《闺情》一首，近今于三门南溪《梅氏宗谱》中虽觅得《思凤楼记》诗五首，但可靠性尚难定论。因此，对于郑虔诗歌的风格和特点已难知其概貌。

郑虔的书与画，今人已莫可得见，仅从前人的史科中以得以间接的了解，因拾掇成篇，略为叙述。

杜甫《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诗有云：“神翰顾不一，体变钟兼两。文传天下口，大字犹在榜。”从诗中反映的内容来看，郑虔的书法主要是学习钟繇和钟会父子，当然，郑虔并非固守于二钟，而是学而能变，习而能化，乃臻“神翰”。“大字犹在榜”，可见郑虔的榜书写得极佳，时人求其书亦多。其书法最有特色的当为草书和真行书，《荥阳县志》称其草书“如疾风送云，收霞推月。”唐韦续所撰之《墨藪：书品优劣第三》列有唐朝善于真、行书者共二十二人，郑虔为其中之一，评语是：“郑虔如风送云收，霞催月上。”上述情况说明，郑虔真、行、榜、草众体皆擅。其书总的特点是出入魏、晋而能自具风貌，风韵潇洒，神彩飘逸，秀美如同云霞，体势有似风月，与颜、柳粗壮雄健之态相去绝远。

郑虔是唐朝较为突出的画家之一，以山水最为擅长，封演《封氏闻见记》云，“郑虔亦工山水，名亚于王维。”朱景元《唐朝名画录》称他“鱼水山石，时称奇妙。”同时，人物亦其所擅。关于郑虔的画迹，据封演《封氏闻见记》、《新唐书》本传及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劝善坊王方庆宅、崔圆斋壁、圣善寺木塔均有其所绘山水等迹。宋《宣和画谱》载宋徽宗时御府内藏有其真迹八幅：《摩腾三藏像》一、《陶潜像》一、《杖引图》一、《人物图》一、《峻岭溪桥图》四。又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载云：“郑虔遗迹，传世绝少，新都王氏藏《竹溪六逸卷》，纸本，浅绛色，极佳。后有苏子瞻题跋，米元晖鉴定，绍兴御府印记。”陆深《玉堂漫笔》有云：“世传《七贤出关图》，或以为即《竹林七贤》。屡有人持其画来求题跋，漫无所据，观其画，衣冠骑从当是晋、魏间人物，意态若将避地者。或谓即《论语》(作者七人)像而为画尔。姜南宾举人曰：‘是开元间冬雪后，张说、张九龄、李白、李华、王维、郑虔、孟浩然出蓝田关，游龙门寺，郑虔图之。’”从记载的情况来看，此画的内容为何？作者为谁？均难成定论，当然并不排除郑虔所作的可能。清吴其贞《书画记》中又载有郑虔《山庄图》一幅，图中(铃)有“绍兴’御赏印。此外沈阳博物馆尚藏有其小幅山水一帧，水墨不着色，用笔工致细密(《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但最近我们致函查询，答云查无此画，故有无尚且难知。最近出版的沈柔坚主编的《中国美术辞典》和王伯敏先生的《中国绘画史》郑虔小传，均谓郑虔尝献《沧州图》于唐玄宗，这大概是依据于杜甫《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诗中的“昔献书画图，……。沧洲动玉陛，”不过，从我们所接触的史料来看，郑虔所献之画不能遂定为《沧州图》。

我国古代山水画素有南北宋之说，南宗属于文人画范畴，以王维为开山；北宗则属画家画范畴，以李思训为鼻祖。郑虔属于前者。但明陈继儒在《偃曝余谈》中则云：“山水画至唐始变，盖有两宗：李思训、王维是也。……至郑虔、卢鸿一(或作卢鸿)、张志和、郭忠恕、大小米(米芾、米友仁父子)、马和之、高克恭、倪瓒，又如方外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因此，郑虔的山水虽属南宗范畴，但又有其相异之处。

那么，郑虔作品的面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谓其“画山多用墨色，树枝老硬。”元朝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则谓其“思致幽深，景物奇雅，阅之令人萧然意远”。郑虔的画风还可以从其再传弟子台州籍画家项容的作品中得以间接的反映。项容的山水最注重用墨，五代山水画大家荆洁曾说：“吴道子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山水有因而无笔”。“无笔”和“无墨”并不是说他们的山水没有笔和没有墨，而是。“有笔”与“有墨”的衬语。意思是说吴道子的画用笔特别佳(人誉吴之用笔为“吴带当风”)，笔胜于墨；而项容的画则用墨特别佳，墨胜于笔；这在其《笔法记》中讲得尤为明白：项容“用墨独得玄门。”项容师事王洽，王洽又名王默，时人呼为“王墨”，王治是郑虔的弟子，以泼墨著称于世.他们与郑虔的“画山多用墨色”，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王维山水画的特点是“裁构淳秀，出韵幽淡。”“破墨山水，笔迹精爽。”以水墨取胜，敷以浅绛，打破了画史上单一的金碧青绿之法。上述情况告诉我们，郑虔与王维的山水画基本上是相似的，然从陈继儒“如方外不合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的记载来看，郑虔的作品比王维更简淡萧疏，且用墨重于用笔。

概而言之，郑虔的书与画均有自己的个性和面目，似属“逸品”一类。相对而言，其画的成就要高于书法，在中国绘画史上有其重要的一席。

郑　注：(公元？～835年)，本姓鱼，冒姓郑，故时号鱼郑，山西翼城人。

郑注因精通医术被襄阳节度使李訫所信任和宠爱，后由宦官王守澄引荐，历任昭义节度副使等职。唐宪宗被害，王守澄等拥立唐穆宗，郑注日夜为其密谋策划。唐文宗即位，协助文宗一举诛杀宦官王守澄等，出为凤翔节度使。

不久，郑注他又与宰相李训合谋，欲里应外合一举剪除宦官集团。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他们奏称金吾左使院内夜有甘露，诱使宦官仇士良等前往观看，欲借此诛杀仇士良等。结果，仇士良觉察有伏兵，反而先发动政变，捕杀李训，郑注被监军张仲清所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被仇士良囚禁至死，唐武宗为仇士良拥立。自此，唐王朝以后的几代皇帝全由宦官拥立，终至李唐王朝灭亡。

郑思肖：(公元1241～1318年)，字忆翁，号所南，自称三外野人，福建连江人。著名宋末元初画家。

郑思肖曾以太学上舍应博学鸿词试，授和靖书院山长。宋朝灭亡后隐居吴下(今江苏苏州)，坐必南向，岁时伏腊必向南野哭。更名思肖，有寓“思赵”之意。

郑思肖善诗，擅水墨兰竹，信手数笔便成意境，所画墨兰蕴含思宋之情，书云“时写兰，疏花简叶，根不著土。人问之，曰：‘土为蕃人夺，忍著耶？’”嘉定某官胁以他事，求画兰，其曰：“手可断，兰不可得也。”对仕元官僚，尤为恨之。所画墨竹，常写苍烟半抹，斜月数竿之景，惜已无真本存世。

传世作品有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所作《墨兰图》卷，纸本，墨笔，纵25.7厘米，横42.4厘米，笔力劲挺，气格高洁，内敛含蓄，右自题诗云：“向来俯首问郑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所南翁。”左有年款“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壹卷”，钤一白文印，印文：“求之不得，不求或与，老眼空阔，清风今古。”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另《墨兰图》卷，画一孤傲伸叶吐蕊之兰，自题：“一国之香，一国之殇，怀彼怀王，于楚有光。所南。”现收藏在美国耶鲁大学艺术陈列馆。诗多故国之思，著有《郑所南文集》《心史》等。

郑思兼长诗画，他画兰不画土、根的故事早已流传人口。相传在明末苏州承天寺古井里发现郑思肖《心史》，顾炎武就为此写了《井中心史歌》。

郑光祖：(生卒年待考)，字德辉，平阳襄陵人(今山西襄汾)。著名元朝曲作家。

郑光祖生卒年不详，是元朝著名的杂剧家和散曲家，与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齐名，号称元朝四大杂剧家之一。

有关郑光祖的生平事迹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从钟嗣成《录鬼簿》中，我们知道他早年习儒为业，后来补授杭州路为吏，因而南居。他“为人方直”，不善与官场人物相交往，因此，官场诸公很瞧不起他。可以想见，他的官场生活是很艰难的。杭州的美丽风景，和那里的伶人歌女，不断地触发着他的感情，他本来颇具文学才情，使他开始了杂剧创作。

据文学戏剧界的学者考证，郑光祖一生写过十八种杂剧剧本，全部保留至今的，有《迷青琐倩女离魂》、《刍梅香骗翰林风月》、《醉思乡王粲登楼》、《辅成王周公慑政》、《虎牢关三战吕布》等。

从这些保留的剧目中，我们可以看出，郑光祖的剧目主要两个主题，一个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另一个是历史题材故事。这说明，在选择主题方面，他不像关汉卿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现实，他的剧目主题离现实较远。他写剧本，大多是艺术的需要，而不是政治的需要。

以描写青年男女爱情故事为主题的剧本中，《迷青琐倩女离魂》是他的代表作。剧本以唐朝陈玄佑的《离魂记》小说为素材，其大致情节是：秀才王文举与倩女指腹为婚，王文举不幸父母早亡，倩女之母遂有悔约的打算，借口只有王文举得了进士之后才能成婚，想赖掉这门婚事。不料倩女却十分忠实于爱情，就在王文举赴京应试，与倩女柳亭相别之后，由于思念王文举，倩女的魂魄便离了原身，追随王文举一起奔赴京城。而王文举却不知是倩女的魂魄与他在一起，还以为倩女本人同他一起赴京。因此，当他状元及第三年后，准备从京城启程赴官，顺便打道去探望岳母，便先修书一封告知倩女的父母，王文举偕同倩女魂魄来到了倩女身边，魂魄与身体又合一，一对恩爱夫妻得到团圆。

全剧集中刻画了倩女追求婚姻自主，忠贞于爱情的形象和性格。在婚姻上，决不轻易任人摆布。当她的母亲想要悔约，要她与王文举兄妹相称时，她便一眼看穿了母亲的用意，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当倩女的魂魄离开真身，追随王文举一起赴京路上，王文举以为倩女本人奔来，先是说怕倩女的母亲知道，劝她回去，情女果敢地说：“他若是赶上咱，待怎样？常言道，做着不怕！”王文举劝阻行不通，使用礼教来教训她，说什么“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说她“私自赶来，有玷风化”。倩女更坚定地说：“你振色怒增加，我凝睇不归家。我本真情，非为相谑，已主定心猿意马”。表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鄙视。

郑光祖在《倩女离魂》一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感情真挚热烈的少女形象，因而使这一剧堪与《西厢记》相媲美。也正由于此，使郑光祖“名香天下，声振闺阁”。郑光祖的历史剧，似乎不及他的爱情剧引人人胜，但是，他在描写人物内心活动方面，还是独具一格。

《王荣登楼》虽然在剧情、结构方面无甚可取，但词曲工丽，对人物心境的描写却颇具匠心。明人何良俊认为郑光祖元曲，当在关汉卿、马致远、白朴之上，他说；“王粲登楼第二折，摹写羁怀壮志，语多慷慨，而气亦爽烈，至后《尧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为妙绝。岂作脂弄粉语者，可得窥其堂庑哉”。刘大杰也说，这些曲词，“表现出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愤慨，情感的真挚，意象的高远，语言的俊朗，能与人物当时的心境相映衬。”

郑光祖一生从事于杂剧的创作，把他的全部天才贡献于这一民间艺术，在当时的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伶人都尊称他为郑老先生，他的作品通过众多伶人的传播，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与苏杭一带的伶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他逝世后，就是由伶火火葬于杭州的灵隐寺中的。

除了杂剧外，郑光祖还写过一些曲词，留至今日的，有小令六首，套数二曲。这些散曲的内容，包括对陶渊明的歌颂，即景抒怀，对故乡的思念，以及江南荷塘山色的描绘。无论写景抒情，都是清新流畅，婉转妩媚，在文学艺术的研究上有很高的价值。

同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尽管他们的作品数世纪来为人传诵，但他们本人的身世却鲜为人知。郑光祖也是这样，他默默地在艺术园地耕耘，把他的艺术成果奉献给民众，而又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人世。

郑　和：(公元1371～1435年)：回族，本名马三保，原籍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晋宁县)。著名明朝三宝太监、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自幼家贫，十二岁丧父，时值明军平定云南，他被带回了南京，在燕王朱棣府中作了太监。在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朱棣取得帝位后，他被提升为宦官的最高官职：内官监太监，并赐名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行如虎步，声音洪亮。郑和的原祖是从西域到云南的，祖父和父亲都曾航海到麦加朝圣。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郑和希望也能出海远航。当时印度洋沿岸各国都信伊斯兰教，南亚许多国家则信仰佛教。由于郑和信奉两个宗教，懂航海知识而且又受明成祖朱棣信赖，因此被委任为正使，率领船队出使西洋。

公元1405年农历10月由载着两万七千余人的六十二只大船组成的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开始了第一次下西洋。十天后，到达占城新州港(今越南归仁)。舰队入港时，占城国王率领兵士出来迎接，拜受明的诏敕，并献上贡品，款待郑和及随员。短暂停留之后，舰队向爪哇国南下，沿着印度半岛海岸，穿过渤泥岛西侧，顺风行驶二十昼夜，抵达爪哇。舰队同当地商人进行贸易，换回大量的胡椒、檀香、玳瑁等当地特产。接着郑和指挥舰队取道邦加海峡，在经过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时，海盗首领陈祖义诈降，企图乘机抢劫舰队，被郑和识破，纵兵击之，斩五千余人，烧毁船十艘，俘获七艘，擒杀陈祖义。后又经过满刺加苏门答腊、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柯枝(今印度柯钦)，最后到达当时贸易中心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公元1407年秋归国，随行的还有爪哇、满利加、阿鲁、苏门答腊，小葛兰、古里诸国的朝贡使节以及数十船通过商贸换回的异域珍品。

几个月后郑和二次出海。经过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其国王各以方物珍禽异兽贡献，至1409年夏回归。

公元1409年农历9月又一次统领舰队，从刘家港出发，第三次下西洋，仍以东印度洋为中心，并在满刺加建城垣，盖仓库，作为中转站。从古里回航途中，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与邻国不睦，经常袭击来往使者。他听说郑和返航途中经过锡兰，便引诱其入国内，诈献金银宝物，同时却用兵士五万，伺机劫掠宝船，策谋阻塞郑和归路。郑和识破其计，引兵回返时，道路已被切断。他料敌人王宫必然空虚，于是把诸国使者送到舰队，命他们守卫宝船，自己则率兵士二千突袭王宫，活擒亚烈苦奈儿，领兵袭击舰队的将领听说明军回攻都城，赶忙下令撤兵回救。郑和的军队乘势反击，又大破敌兵，使其尽数投降。郑和释放了投降的兵将，只把亚烈苦奈儿和几个重要官属扣留在船上，然后继续返航。回国后，朱棣下旨让锡兰人民另选贤明的人作君主。

公元1413年冬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沿着旧路，抵达古里，然后续航向西，最后到达西亚的忽鲁漠斯(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奉呈国书，国王答应入贡于明，郑和便开始回航，而分舰队向非洲东岸各国航行。公元1415年郑和返航，随同的有溜山、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阿丹，刺撒等阿拉伯和东非国家的使节。途中路过苏门达腊，当地叛乱首领苏干刺带领数万兵众，袭击郑和的舰队。郑和指挥还击，大败敌军，活捉了苏干刺及其妻儿。归国后朱棣下令斩苏干刺。

公元1417、1421年又两下西洋。公元1424年明成祖朱棣去世，郑和的大航海事业中断。公元1425年明仁宗去世，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再次诏令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公元1431～1433年郑和于印度洋、波斯湾巡航，走访了近二十个国家。公元1435年他在返航途中在古里逝世，舰队至爪哇时，由于炎热，其遗体难以保存，部下王景弘只好决定将其葬在当地。不久明朝廷由于禁海派的阻挠和反对，下了禁止出海的命令。而郑和的所有航行纪录也被宰相刘大夏烧毁。

从明永乐三年～明宣德八年(公元1405～1433年)漫长的二十八年间，郑和先后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明朝称加里曼丹岛以西的海域为西洋)，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航亚非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十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组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都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创举。

郑芝龙：(公元1604～今)，原名一官，字飞黄，后改芝龙福建泉州南安石井镇人。著名明末清初政治家、军事家。

郑芝龙是明末清初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该集团形成于明末，斡旋于海内外霸权之间，在闽台海域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其势力之强大，以致于在明、清两代政权在福建地区的权力交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郑芝龙先世居固始县(今河南潢州)，“我郑自唐光启间入闽，或于三山(福州)，于莆(莆田)、漳(漳州)，于潮(潮州)，是不一处。独吾五郎公隐石兴，二三懿亲，若许若伍者，茑萝相附，意味投合，遂于(泉州南安县)杨子山下石井家焉”。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郑芝龙出生在南安石井一个小官吏家庭。荷兰史籍文献案以闽南音，将其姓名拼写作Iquan，或连教名称作“尼古拉?一官”(NicholasIquan)。郑芝龙有兄弟五人，据明《郑氏族谱》：“(石井郑氏)十一世，众廷公第一子，讳芝龙，字曰甲，号飞黄，以军功钦授前军督府，实授右都督。又因征刘香功，兵叙外卫世袭百户，御笔特改世袭锦衣卫副千户。娶陈氏”。“一子，名森(郑成功)”。“翁氏(田川氏)诰封镇国夫人”。“森，翁氏(田川氏)出”。

石井镇为闽南一个渔村，郑一官“少落魄”，从小习海事。《台湾省外记》说他“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跅弛放纵，渐流荡逸，失父爱。郑一官十七岁时，因家庭生计艰难，偕其弟芝虎、芝豹赴当时中外贸易中心地点之一的广东香山澳(澳门)依舅父黃程。

黄程是个海商，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他留下郑一官在身边做帮手，协助商务。郑一官在商业竞争和利益角逐中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学会经商贸易，到过马尼拉，并学会了卢西塔语和葡萄牙文。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受其影响，接受了天主教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外国人都称他为尼古拉?一官。黄程营商置舶，兴贩东洋，见郑一官能干，在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谴其附日本平户华侨李旦(泉州人)之舶，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货物，从香山澳放洋，远赴日本，侨居长崎。由于人地生疏，始以“卖履”为业，或兼“为人缝纫以糊其口”。后转经商，为其舅黄程贩卖白糖、奇楠、麝香等紧俏货物。

郑一官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后寄身李旦门下，帮助李旦做生意，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李旦的部下，并“以父事之”。李旦资本雄厚，拥有一支船队，专门从事海外贸易，是当地华侨的首领。李旦觉得一官能干可靠，便“抚为义子”，将一部分资产和船只交给他到越南做生意，获大利。不数年，郑一官成为巨賈，常往來中国、日本之间，居日华侨均对他“推重之”。

郑一官还热心学习剑术，认识了以“为邑主锻刀剑”起家的“泉州冶工翁姓者”。

后来郑一官以华侨领袖的资格，晋谒日本幕府大将軍德川家康於骏府(今之靜岗)献药品，家康於骏亲问以中国诸事，宾主大喜，命招待于长崎宾馆，赐賚优渥。郑一官受幕府召見，日寇视为光荣显赫人物，自是地方豪贵常从交遊，称为“老一官”。

当时的平户岛为日本对外的贸易中心，各国商船云集。由于郑一官熟悉海外事情，又善外交，为日本政府所重视，初召后“屡访藩士家”，后迁肥前国平戶，受到松浦侯优遇，松浦侯为其在长崎附近平户的河內浦千里滨(今日本长崎松浦郡千里滨)赐宅地建新居，並介绍平戶侯的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缔婚。

田川昱皇即翁昱皇，是中国迁平户的侨民(一说是泉州驻日本的海商)，在日本为田川氏。田川松日缔人系翁昱皇养女，故又称翁氏。田川氏，年方十七，性端淑。成婚翌年，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农历7月14日辰时，田川氏出遊千里滨，拾文贝，俄将分娩，未及回家，乃依滨內巨石以诞，是为长子郑成功(幼名福松)。此石呼为儿诞石，至今那里仍然矗立着一块“郑成功儿诞石”纪念碑。公元1629年田川氏生次子七左卫门。

十七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已是西方海洋经济世界的“超级大国”，实则为国家海盗。他们的军事和商业复合体“东印度公司”到处拦截葡萄牙、西班牙商船，攻占伊比利亚人的海外要塞、商馆，在日本平户建立商馆，在巴达维亚(今荷兰首都雅加达)建立大本营。公元1622年荷兰人占领澎湖列岛，李旦居中斡旋，说服荷兰人退出，转移至台湾省岛。

郑一官个性不能安份守己。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农历1月底，郑一官离开田川氏和还沒有出生的儿子，被李旦派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通事(翻译)。但荷兰人这时正与明军进行军事对峙，双方沒有交往，中国商人也不可能与荷兰人交易，故郑一官的通事派不上用场。荷兰占领澎湖舰队司令雷约茲在公元1624年2月20日发给東印度公司总督德卡本特的信說：“等候好多时的帆船‘好望角号’于1月21日由日本出航，月底到达此地……我们接纳了来自日本的一名通事，虽然给予优厚待遇，但目前对我们沒有什么用处。”

荷兰人为了垄断对日的贸易，指使一些中国船只在中国沿海掠夺，郑一官也是和荷兰人合作的海賊之一，为荷兰人执行在台湾省海峽上截击前去马尼拉的中国商船的海盜任务。后来担任荷兰第二任台湾省长官的德韦特(Gerrit Fredericqsde Witt)正在澎湖服役，他在一封信中写到：“经过雷约茲司令的批准，我们每天都期望能夠在这里集中二、三十艘中国商船，通事一官被派往北方去截击于俘获一些船只”，这里的“一官”就是指郑芝龙。同年夏秋之交，荷兰人在明军的压力下撤出澎湖，转移到台湾省大员(今台南安平)，在台湾省建筑“热兰遮”和“赤嵌城”两个要塞，侵占了台湾省南部地区。同年荷兰、西班牙两个殖民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台湾省的统治权发生战争，结果荷兰得胜，独占了整个台湾省岛，这是历史上我国台湾省第一次为外国人占领。

在随荷兰人在大员(今台南安平)立定足跟以后不久，郑一官就奉荷兰人之命率领几艘中国帆船袭击前去马尼拉与西班牙人通商的中国船只，直到第二年(公元1625年)的3月20日才回到大员。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农历4、5月间，也许是在荷兰人手下沒有太多的发展，或因奉义父李旦之命，郑一官离开了荷兰人，开始亦商亦盜的海上生涯。到了公元1625年4月底，他已经带着手下活跃在整个台湾省海峽了。一名荷兰船长曾经给第一任台湾省长官宋克写信說：“4月27日，星期天……突然首领一官，作为代表，后面跟着手执刀剑的铳手七、八名，向我们寒喧”。

两个月后，身为日本长崎、平戶华侨首领的李旦向宋克长官请领了出航许可证，在农历7月3日从大员启程回到平戶，但一个多月后的农历8月12日，就在平戶去世了。李旦逝世后，他在台湾省的产业和事业都归郑一官所有，为郑一官合并当时台湾省既有的其他汉人武裝势力(今云林北港地区)及从大陆招收新的势力到台创造了完备的条件。

颜思齐(公元1589～1625年)，字振泉，漳州海澄县人。生性豪爽，仗义疏财，身材魁梧，精熟武艺。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颜思齐遭官家欺辱，怒杀其仆，逃亡日本，以裁缝为业，兼营中日间海上贸易，数年后渐富。其间，颜思齐与经常到长崎贸易的晋江船主杨天生结下深交，结识了一批流寓日本从事海外冒险的闽南人。由于他广结豪杰，遐迩闻名，日本平户当局任命他为甲螺(头目)。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颜思齐等因不满日本德州幕府的统治，密谋起事造反，参与日寇民的反抗斗争。农历6月15日颜思齐与杨天生、陈衷纪(海澄人)、郑一官等二十八人拜盟为兄弟，众推颜思齐为盟主。不幸事泄，幕府遣兵搜捕，颜思齐率众仓惶分乘十三艘船出逃。驶至九洲西海岸的外岛洲仔尾，陈衷纪建言：“吾闻琉球(台湾省旧称)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也。”农历8月23日，颜思齐率船队抵台湾省，在笨港(今北港)靠岸，乃率众伐木辟土，构筑寮寨。是时，土番以为外敌侵犯，聚族攻击。颜思齐遣人安抚，商定疆界，互不侵扰。在笨港东南岸的平野(今新港)，颜思齐规划建筑了井字型营寨，中间为大高台，使之成为组织指挥垦荒的中枢。与此同时，派杨天生率船队赴漳、泉故里招募移民，前后计三千余众。颜思齐将垦民分成十寨，发给银两和耕牛、农具等，开始了台湾省最早的大规模拓垦活动。颜思齐挑选了一批有航海经验的漳、泉人士，以原有的十三艘大船，利用海上交通之便，开展和大陆的海上贸易，解决垦荒所需资金；同时组织海上捕鱼和岛上捕猎，发展山海经济，以解决移民生产和生活的物质需要。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9月，颜思齐和部众到诸罗山捕猎，豪饮暴食，不幸染伤寒病。数日后竞一病不起，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七岁，葬于今嘉义县水上乡与中埔乡交界处的尖山山巅。颜思齐临终，召众人告之：“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

颜思齐逝世后，在农历12月公众推郑一官为盟主，继统其业，树旗招兵，下设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代统一寨众目，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郑一官自立门戶后，从福建招徠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暉、郑彩等部将。他将部下分为十八先锋，结为“十八芝”，並从此改名为“芝龙”，而不再称“一官”。

郑芝龙继续颜思齐的拓垦大业，势力不断壮大，成为当时台湾省海峡最大的武装集团。“凡我内地之虚实，了然于胸。加以岁月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艇数百，聚徒数万……礼贤而尚士，劫富而施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

　　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逝世后，以厦门为根据地的漳州人许心素代之而起。明天启六～七年(公元1626～1627年)，闽南发生严重旱灾，遍野赤土，许多村落连草根树皮都被吃尽。农历2月，郑芝龙利用此机会，自率船队袭击福建漳浦，劫掠金门、中左所(今厦门)和广東靖海、甲子等地，不久又回師福建，再攻厦门、袭铜山(东山)、陷旧镇，击败了驻守金门的明朝游击卢毓英、福建总兵官俞咨皋的联合进剿，他率军纵橫于东南海上，声势所向披靡，官兵疲於奔命，莫可奈何。在多次奔袭中，郑芝龙等还招抚了福建泉州灾民数万人赴台拓垦，沿海饥民及无业者竞往投靠。这一仗郑芝龙打败了明朝官兵和许心素，使福建厦门从此成为郑氏的根据地之一，势力日益强盛，明朝官兵不能敌，这也代表着福建泉州帮势力的兴起。

当时荷兰人还不能统治环中国海。其原因是：东方海洋经济世界不是权力的空白。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海商和海盗成为海上的统治者。郑芝龙海上势力的日益扩张强盛，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多次派兵追剿，但均失败。结果，明朝政府既无力剿灭郑芝龙，又为了利用这支海上势力与荷兰人抗衡，以镇压其他“海盗”，便只好对郑芝龙施行绥抚。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大明朝廷起用曾经担任福建泉州知府的蔡善继任泉州巡海道，对郑芝龙进行招抚。郑芝龙率众到泉州见到了蔡善继。郑芝龙之弟郑芝虎、郑芝豹在会见后，认为朝廷并沒有诚意，于是鼓动郑芝龙等马上离开泉州，重新过起海上称雄的生活。

由于郑芝龙集团力量的大幅度发展，对荷兰殖民者也造成很大威胁，荷兰各类行商船只只要一在中国海露面，就为郑芝龙集团截获，为此，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发生了一场驻台荷军与郑军的激烈战争，结果荷军败北。

明崇祯皇帝即位后，立即又于明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农历7月招抚郑芝龙。郑芝龙表示以“剪除夷寇、剿平诸盗”为己任，农历9月就抚于福建巡抚熊文灿，率部降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离开他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省，坐镇闽海。此时，郑芝龙已有部众三万余人，船只千余艘。

明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闽南又遭大旱，饥民甚众。郑芝龙在熊文灿支持下，再度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省垦荒定居。在台湾省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

明崇祯皇帝三年(公元1630年)季春，郑芝龙在福建晋江安海镇建置豪华府地，历时三年又两个月告峻。安平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据史籍清《嘉庆•赤店乡土志》载：郑府位于安平桥以北，西从西埭抵西港，北达西垵头，南临安平桥头，直通五港口岸，占地一百三十八亩。主构为歇山式五开间十三架，三通门双火巷五进院落。两旁翼堂、楼阁，亭榭互对，环列为屏障。东有“敦仁阁”，西有“泰运楼”，前厅为“天主堂”，中厅为“孝思堂”，规模宏耸。大厝背后辟有“致远园”，周以墙为护，疏以丘壑、亭台、精舍、池沼、小桥、曲径、佳木、奇花异草。到了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郑成功毁家复明，自焚宅第。

郑芝龙受明朝招抚后，原先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刘香一股势力心有不甘，拉起队伍到了广東，继续其海上劫掠营生。刘香势力还与荷兰人勾結，在一段时间內对郑芝龙造成很大威胁。刘香势力在广東崛起后，台湾省海峽又转趋不平靜。新上任的福建巡抚邹维琏宣佈恢复海禁，並力阻郑芝龙与在台湾省的荷兰人私下通商。为此，郑芝龙势欲扫除刘香。而在此之前，原为郑芝龙旧部的李魁启和钟斌也先后叛离，但都遭到郑芝龙扫除，刘香成了他原先一起结伙的海寇中最后的对头，也是最难应付的一股势力。

1632年农历12月4日，郑芝龙与刘香的舰队在福州附近遭遇，发生血战，这一仗从早上打到傍晚，双方各死傷近千人。郑芝龙的弟弟郑芝虎在身上两处负伤的情況下，冲入敌阵，被刘香的部下用四爪锚和铁链缠住，几乎不能脫身，后来还是部下拼死救出。此战役终以郑芝龙获胜告结束，刘香本人则向南逃逸而去。

明崇祯皇帝六年(公元1633年)农历7月，新任荷兰台湾省长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企图用武力强占大陆沿海，因此在刘香的帮助下不宣而战。普特曼斯派出八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对刚刚追剿刘香回到厦门而沒有戒备的郑芝龙部和明朝官兵发动突袭。击沉、烧毁和弄沉港內郑芝龙和明朝官兵的二十几艘战船。这些船只是郑芝龙的精锐部队，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海上武裝船队，船上配备完善，架有十六、二十到三十六门大炮。

明朝的厦门官员在驻军遭到荷兰人痛击后，采取息事宁人态度，找人与荷兰人疏通，表示愿意通知厦门、金门、烈屿、鼓浪屿及附近各岛的百姓送上二十五头牛、二十五只猪和一百只鸡，希望荷兰人不要再伤害百姓，使他们可以继续安心耕种。

但农历9月普特曼斯与刘香在台湾省的大员汇合，准备再度进攻郑芝龙。福建巡抚邹维琏檄调诸将，大集舟师，准备痛击荷兰侵略者。身任“五虎游击将军”的郑芝龙担任战斗前锋，实际负责运筹指挥这场战斗。郑芝龙舟渡漳州海澄，誓师出发。不久在澎湖的遭遇战中，焚毁荷船一艘，生擒荷将一名，溺死荷兵数百。

农历10月22日由郑芝龙带领，明军一百五十艘左右的帆船(其中五十艘为特大战船)在金门料罗湾追上荷兰大船九艘、刘香船五十多艘。郑芝龙报仇心切，奋勇当先，使用铁钩钩住敌船纵火焚烧战术，共焚毁荷兰快艇一艘，並捕获另一艘快艇。刘香临陣败逃，普特曼斯狼狈退回台湾省。

福建巡抚邹维琏在上奏朝廷的捷书中称：“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戫斩夷級二十颗，烧夷甲板巨舰五只，夺夷甲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賊小舟五十余只……闽粵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间，此举创闻”。

经此一役，郑芝龙声势大振，普特曼斯只好放弃与刘香勾结，改与郑芝龙修好，转而表达今后想在台湾省、而不是强势前往福建寻求对华贸易的意愿，由郑芝龙派船到台湾省进行贸易。郑芝龙也不原长期树敌，因此在一位住在热兰遮城的同安商人林亨万的居间协调下，双方同意进行贸易往来。从此福建商船又开始驶抵台湾省。据东印度公司的史料说：“如果公司想存在下去，必须把一官这一根刺从公司脚下拔除”。郑芝龙势力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九死一生的刘香不满荷兰人又与郑芝龙修好，在公元1634年农历4月9日清晨天亮前，利用月亮被遮住，以部众六百多人袭击大员(今台南安平)的荷兰人城堡热兰遮城，并且已经用云梯爬上了城墙。被荷兰哨兵发觉，经开枪和炮轰后，刘香率部众逃散而去。数天后，这支海盗从高雄离开台湾省，于农历5月20日与郑芝龙在金门外海面遭遇，李旦之子李国助倒戈投降明军。

明崇祯皇帝八年(公元1635年)5月23日，郑芝龙在广东田尾洋彻底击溃刘香海上武装集团，刘香引火自尽；但在此役，郑芝龙最心爱的胞弟郑芝虎战死。刘香逝世后，台湾省海峡恢复安宁，原来害怕海贼伏击的中国商船开始源源驶向台湾省。如公元1636年农历11、12两月，自大陆到台湾省的船只有十三艘，次年农历8月达二十九艘，公元1638年农历6月更达三十一艘之多。

郑芝龙剪除了群雄，并把海上力量纳入地方官府体制，取得了制海权，开始合法掌控东西洋贸易制度的运作。明崇祯皇帝十二年(公元1639年)，日本袄地锁国，退出东亚海洋竞争；荷兰殖民者也不得已与郑氏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协议，规定荷兰的对日本贸易，需经郑芝龙将中国特产运至台湾省，转手之后，方由荷兰方面运往日本出售。郑芝龙遂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至此，东南海疆各股武装集团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等也均唯郑芝龙之命是从。

几年间，郑芝龙平粵寇、征生黎、击退侵厦荷夷、消灭了海上巨盜刘香，福建巡抚表奏朝廷：“芝龙果建奇功，俘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明崇祯皇帝十三年(公元1640年)大明朝廷擢升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官，署都督同知。

郑芝龙集团在扫清海上障碍之后，“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內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郑芝龙利用泉州安平镇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荣海市，武装船队旗帜鲜明，戈甲坚利，航行于中国沿海、台湾省、澳门和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之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郑芝龙“自就抚后，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今晋江安海)，海舶可直通臥內，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郑芝龙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竞争逐角，是官商结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直至南明唐王政权，也以郑氏海上力量为支柱。正如郑芝龙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郑芝龙从事海外贸易，主要是同日本通商。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与《平户荷兰馆日志》记录：明崇祯皇帝四年(公元1631年)郑芝龙两艘商船从日本长崎载货物返航泉州安海。明崇祯皇帝十二年(公元1639年)驶往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多达数十艘。明崇祯皇帝十三年(公元1640年)两艘郑芝龙商船满载黄白生丝及纱绫、绸缎等货物，运往日本。另据《长崎荷兰商船日志》记录，从明崇祯皇帝十四～十六年(公元1641～1643年)间，郑芝龙组织运载了大量生丝、各类纺织品、黑白砂糖及麝香、茯苓等药物运往日本，颇受欢迎。

明崇祯皇帝十四年(公元1641年)夏，郑芝龙商船二十二艘由晋江县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占当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22.68％，主要货物有生丝、纺织品、瓷器等。

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建立了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郑芝龙极力发展海上贸易，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国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业贸易的最强竞争对手。

到了明朝末期，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相继在福建南安石井镇建立造船坊，开始营造军、商两用船，年造四、五艘，修数十船。

明清鼎革之际，神州震荡，天下大乱。明崇祯皇帝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农历3月19日，李自成率农民军攻破北京，明崇祯皇帝自缢缢煤山，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同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中原，清军定京师。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后，反客为主，以狂风扫落叶之势，未至一年，席卷明朝半壁山河。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豫亲王多铎占定江南。明朝马士英、史可法等遗臣拥福王即位南京，于公元1645年改元弘光，是为南明，并以史可法晋师江北。农历8月郑芝龙与郑鸿逵原任总兵，被南明政权加封安南伯及靖鲁伯。实际上，在清朝立国之初的两年里，郑芝龙集团仍然牢居于海上和福建东南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海上王国。

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郑鸿逵、郑彩自京口退至杭州，迎唐王朱聿键入闽。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农历闰6月，郑芝龙、郑鸿逵与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黄道周等，拥立唐王称帝于福州，改元隆武。郑芝龙受封平虏侯，掌握军政大权；旋晋平国公(二弟郑芝虎前战死)，三弟郑鸿逵(原名郑芝彪)为定西侯，旋进定国公，四弟郑芝豹(小字莽二)封澄济伯，侄儿郑彩亦封永胜伯，郑家官居极品。农历8月南明隆武帝诏赐，晋平国公郑芝龙加太师。

郑芝龙掌握国政之后，曾派人持书信赴日本借兵，在书信中提到：“……附隆武皇帝(唐王)之赦旨，引周之彭濮、唐之回鹘之事，意在求借劲兵也。前云借兵五千，今欲更多，以战胜敌兵。”当时幕府对此事极为慎重，召集家老，老中一连几天的反复研究，大部分家老要求立即出兵，尾张大纳言甚至说：三人(御三家)中，吾居长，应派吾为主将。’主动要求出征，然而也有部分家臣主张慎重，认为：“国家出援兵，无功则不仅为本邦之耻，且长期与外国结仇，成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于国无益，反招后世之弊，不可从其请……”经多次会商之后，幕府决定暂时按兵不动，观望形式。不久，隆武朝廷所在的福州陷落，出兵一事，从此也就搁下不提了。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农历5月，降清的明臣洪承畴向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提出招降郑芝龙的建议，与招抚福建御史黄熙胤(晋江人)写信劝郑芝龙降清。农历6月清军兵分两路由仙霞关、分水关进逼福建，郑芝龙既得贝勒书，决意降清，便拥兵不进。农历8月郑芝龙尽撤水军回晋江安平，有船六百艘；镇守仙霞关的郑鸿逵闻讯逃窜，清兵陷仙霞岭，南明隆武帝奔汀州，被执，后绝食死於福京。农历9月19日，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统兵攻占福州。不久，清兵乃疾取兴化、泉、漳诸郡县。同月，博洛遣泉州绅士郭必昌持书往安平招抚郑芝龙，许以闽粤总督。

福州陷落，自然是郑芝龙不战而走的结果。郑芝龙当初拥立南明隆武皇帝，主要是从维护自己家族在东南地区的利益而作出的安排，就事论事，商业和地方霸权上的考虑是其主要动机，而不是像曹操拥立汉帝那样出于争取天下的勃勃野心和政治见识。当时形式甚至已非弘光帝时可比，要支持隆武长期与清方对抗，看来不可避免的要耗费掉郑氏家族苦心积累下来的大量人力物力。对郑芝龙来说，恐怕是一笔血本无归的赔钱买卖。想通这一节，郑芝龙的热情自然一落千丈，转而向清方寻求政治投机。

郑芝龙让出仙霞岭和福州后，清军统帅博洛一面继续派兵追击，一面写信招降。郑芝龙不免有俏眉眼做给瞎子看之感，很不高兴地说：“我惧以立王为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博洛将计就计，一面下令退军，一面大加吹捧郑芝龙的“远见卓识”，并提出将一力保举芝龙为闽粤总督和“三省王爵”，郑芝龙转怒为喜，他认为自己在闽粤地区拥有强大的水师和地方势力，满洲人只习骑射，必然要借重自己，于是不顾郑成功的苦苦劝阻，只带五百卫士亲自来到福州谒见博洛，博洛面子功夫加意做足，极力奉承芝龙为不世出的英雄豪杰，又是折箭又是指天誓日，上串下跳的折腾了个汗流浃背，郑芝龙也自感宽慰，没想到欢宴三天之后，博洛突然半夜下令拔营北上，挟郑芝龙入京，郑芝龙惊得目瞪口呆，但已悔之无及了。

首领被挟，郑氏势力群龙无首，一时全盘崩溃。郑芝龙赴福州时过于托大，并未对部下作出统一部署和制定应变措施，他受降后，在清方利诱挟制之下，闽粤一带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施郎、梁立、黄廷等旧部纷纷降清，一时竟有兵将十一万三千名头投降， 11月30日，清军得手之后即攻入郑氏长期经营的海陆基地平安镇，将郑芝龙多年积累的财富劫掠一空，郑芝龙的妻子翁夫人(田川氏)未及逃出，恐受清兵侮辱，乃自缢而死，终年四十五岁。郑芝龙后也被挟持上京。

郑芝龙自投罗网，部下星流云散，对清廷来说他本人已无多大利用价值，于是食言自肥，仅敷衍他一个不伦不类的精骑呢哈番了事，没想到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郑成功又在东南沿海重操抗清大旗，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清方无法可想，只好老着面皮重新启用郑芝龙这张“王牌”。顺治颇会做好人，把郑芝龙被骗到北京后的遭遇一股脑儿推到死人多尔衮身上，又屡加恩赏，放松监视。并应郑芝龙请求，授予郑芝龙在京的第二个儿子郑世忠为二等侍卫，同时命兵部给勘合将郑芝龙的部分亲属从福建护送来京团聚。加封芝龙为同安侯，令芝龙亲自写信，以老爸之威，慈父之情招降郑成功。郑成功殷鉴不远，岂愿再次上当。和议打打谈谈，一筹莫展，最为慌张的却还是昔日虎啸海上，喑呜叱咤的郑芝龙，他上疏新主子一面痛骂郑成功“索求不止，致使诏使往来频繁，其罪并非不深”，一面又婉言解释，列举成功对清使如何恭敬，接着表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对远在东南的儿子耍耍老爹威风。最后说他经过昼夜苦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妙策”，建议清廷派他的儿子郑世忠同钦使一道赴闽，“臣次子郑世忠，现为侍卫，每日侍从皇上，伊与郑成功情如手足，朝夕相处。若上传皇恩，下述父言，婉言开导，则郑成功势必心悦诚服。倘若众官内有一二人阻挠归顺，郑世忠则以君父之命，将其立斩，以遏恣意妄为者。”满纸语无伦次，内心惊慌失措，摇尾乞怜之态令人可发一叹。

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清朝政府封郑芝龙為同安侯。此时郑成功已在闽南奠定抗清战斗基礎。农历2月大清朝廷命郑芝龙派其家人李德与郑、贾二位使臣送海澄公敕印人闽，招成功降，福建总督刘清泰並附书保其安全；且派遣其弟郑世忠持郑芝龙书劝之。郑芝豹、郑彩皆降，唯郑成功不受。农历11月郑成功派遣五镇营兵及战舰百余艘南下，会西宁王李定国並力勤王破敌。农历12月郑成功攻克漳州，属十邑俱下；继而转攻泉属，各县望风迎降；转大扰福州、兴化等郡。大清朝廷无法，特遣內院学士叶成格等，偕同郑芝龙四子渡，送漳、泉、潮、惠划分郑成功安屯兵將，敕命入闽。

郑成功于安平见使臣，请其谙诏。清使曰：“尔等既无薙发者，不为清臣，不能出诏。”遂回泉州。郑成功冷笑曰：“忽來忽去，吾料之已熟。”乃上书郑芝龙，言表拒未投降之因：“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穀中，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两全之局耳。”大清朝廷怒囚郑芝龙于高墙、郑芝豹於宁古塔。

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郑成功督师北上，连续攻克闽安及罗星塔，继而攻克连江，进攻罗源、宁德等邑，于护国岭击杀清将阿格商。大清朝廷大震，迫郑芝龙差家人谢表持巡抚佟岱书到宁德見郑成功，再度相劝就抚。郑成功怒叱不理，令谢表持书还，自是抚议永绝。

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农历3月1日，郑成功在金门祭海誓师，进军台湾省；农历4月1日郑军登陆台湾省；农历4月8日登陆安平，占领台湾省南部；至农历5月郑成功攻台湾省东都，改赤崁城为承天府；荷兰人战败，降于安平。郑成功至此成功地收复了被荷兰人占领了四十年的台湾省。

到了农历10月3日，郑芝龙及其子孙家眷共十一人被大清朝廷杀害于北京菜市口，郑氏在北京老少无遺。
郑　獬：(公元1022～1072年)，字毅夫，一作义夫，安州安陆人(今湖北安陆)。著名北宋诗人。

郑獬生于宋真宗乾兴元年，宋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癸巳科状元。

郑獬少年时即有才名，词章豪伟峻整，同辈望尘莫及。中状元后，通判陈州，入值集贤院，知制诰。英宗即位，按真宗乾兴年制度修建永昭山陵，规模宏大，劳民伤财。郑獬上疏，请求体恤民情，从俭营造。又上疏言，广开言路，荐选贤良。不久出任荆南知府。宋治平中期(公元1064～1067年)大雨淹城，皇上求言，郑獬上疏道：“对谏言，可则行之，否则置之，有疑则广询而决之。”请求各去虚言，崇以实干。回京后判三班院。

宋神宗初期拜郑獬为翰林学士，因极言进谏，议论朝臣，得罪了不少人，遂权发遣开封府。又因不肯用新法，为王安石所忌恨，出为侍读学士，任杭州知府。后任青州知府，当时正推行青苗法，郑獬只言其害，不忍实行，遂告病赋闲。

宋宋英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郑獬逝世于安州，终年五十一岁。但因家贫子弱，无钱安葬，郑獬的棺停于庙中十余年，直到后来其生前好友滕甫任职安州，始入士为安。郑獬为官正直，词作亦清新质朴，简练明快。

郑　燮：(生卒年待考)，字克柔，又名郑清之，号板桥，江苏兴化人。著名清朝书画家、文学家。

郑燮应科举为清康熙秀才，清雍正十年举人，清乾隆元年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作官前后均居扬州，以书画营生。

郑燮擅画兰、竹、石、松、菊等，而画兰、竹五十余年，成就最为突出。取法于徐渭、石涛、八大诸人，而自成家法，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用汉八分杂入楷行草，自称六分半书。并将书法用笔融于绘画之中。主张继承传统十分学七要抛三，不泥古法，重视艺术的独创性和风格的多样化，所谓未画之先，不立一格，既画之后，不留一格，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诗文真挚风趣，为大众所喜诵。亦能治印。有《郑板桥全集》、《板桥先生印册》等传世。

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曾当过十二年七品县令。他清廉刚正，在任上他画过一幅墨竹图，上面题诗：“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他对下层民众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对民情风俗有着浓重的兴趣，在他的诗文书画中，总是不时地透露着这种清新的内容和别致的格调。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茶是郑燮创作的伴侣：“茅屋一间，新篁数竿，雪白纸窗，微浸绿色，此时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朋友来至，风声竹响，愈喧愈静。”“墨兰数枝宣德纸，苦茗一杯成化窑。”

郑燮善对联，有名句流传如：“楚尾吴兴，一片青山入座；淮南江北，半潭秋水烹茶。”“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白菜青盐粯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

在郑燮的诗书中，“茶味”更浓：他所书《竹枝词》云：“湓江江口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紫荆花。”他的一首“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得到了当时不少文人的共鸣。

郑燮喜欢将茶饮与书画并论，饮茶的境界和书画创作的境界往往十分契合。清雅和清贫是郑板桥一生的写照，他的心境和创作目的在《题靳秋田素画》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三间茅屋，十里春风，窗里幽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懵懵懂懂，没没墨墨，绝不知乐在何处。惟劳苦贫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之暇，闭柴扉，扣竹径，对芳兰，啜苦茗。时有微风细雨，润泽于疏篱仄径之间，俗客不来，良朋辄至，亦适适然自惊为此日之难得也。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郑燮的书法自成一家，笔法独特，古拙遒劲，舒意潇洒，其字在当时便可值千金，一题“难得糊涂”流传至今。

郑振铎：(公元1898～1958年)，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著名社会活动家、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文献学家、艺术史家、考古学家和收藏家。

郑振铎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

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

大革命失败后，郑振铎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

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

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了《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

1949年以后，郑振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纳什地区上空遇难殉职，终年六十一岁。

郑振铎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著有《郑振铎文集》传世。

郑振铎的烟瘾很大，人家吸烟的人带了烟盒子，至多装上二十支，而他那大衣口袋里，可是鼓鼓囊囊的装有五十支装的铁罐头。他一边谈话，一边一支接连一支吸烟，二十支装是不够抽的。他口齿蜡黄，手指头夹烟的地方焦巴巴的。一支接一支地吸，几乎用不着火柴。后来在上海孤岛时期的国民党在上海租界洋商登记的《正言报》上，公然发表了重庆召开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消息，用大字副标题公布上海方面的当选理事是郑振铎与楼适夷，这明明就是在向日本侵略者通风报信。楼适夷的住处一向秘密，但郑振铎的家却人人皆知在静安寺的庙弄，于是他呆不住了，只好神不知鬼不觉地躺到法祖界一位朋友家里去了。

郑振铎在秘密地点千方百计联系玻璃厂的古书店，抢救那些被日寇弄到国外去的古老旧版本与文物。有时在四马路偶然碰见，便和开明书店的老友上小酒馆喝绍兴酒。酒量照常，可烟却一支也不抽了！“怎么回事？”“不抽了！”“为什么？”“不为什么！”可夏丐翁却知道：“他把三炮台丢了，可以多收几部旧书嘛！”就这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郑振铎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长，收旧书、淘古董，已用不到他自己花钱了，但他还是不吸烟。郑振铎在参加外事活动中有的是好烟，三五牌、茄力克等等，全是外国的上等烟，但他也绝不再吸烟了。

郑振铎常常在口袋里掏出随身带的金色打火机。有人问他：“你不吸烟，带个打火机干什么？”他回答说：“玩玩呗，小孩子要玩具，大人也有大人的玩具嘛。这不是，还可以替别人点点火！”原来，虽然他戒了多年烟，可还是旧情难忘，藕断丝连呢。

郑忠华：(公元1981～2004年)，福建长乐人。

1981年6月出生，1999年12月入伍，2001年11月入党，当年荣立三等功一次。一级士官警衔，将乐县消防大队一中队一班班长。2002年被评为优秀士兵，先后三次受支队、大队嘉奖。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2001年7月15日郑忠华与其他战士营救一部掉进深谷的“面的”中伤员的事迹。当时车上一名乘员当场死亡，其余四名重伤。郑忠华亲自背起一名重伤员从长达一百多米的陡坡沿着安全绳往上爬，由于谷深、坡陡，又长满一人高的芦苇，黄泥夹杂着雨水，他只能双腿跪地，慢慢往上爬。他的右膝被锋利的芦苇根刺伤，鲜血直流，但他没停下，直到把伤员安全地送上救护车。

2004年7月7日13时45分许，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万安镇寺许村山洪暴发，六名群众被不断上涨的山洪围困在沙滩上，情况危急。将乐县消防大队到场营救，六名群众全部获救，而郑忠华却在抢救遇难群众时被汹涌的洪水冲走，光荣牺牲，终年二十三岁。

郑士良：(公元1863～1901年)，号弼臣，广东归善人(今广东惠阳)。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家。

郑士良少有大志，跟随乡中父老习武，结识不少会党人物。年长后，到广州求学，初入德国教会所办礼贤学校，1886年入博济医院学医，与孙中山同学，对孙的革命主张十分折服，向孙表示自己是会党中人，日后可发动会党参加孙领导的起义。

1887年秋郑士良以后辍学返乡在淡水圩开设同生药房，暗中联络会党，为日后起事作准备。1893年参加在广州南园广雅抗风轩议组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团体的会议。1895年郑士良从澳门赴香港协助孙筹建兴中会总部，与孙等到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在讨论起义计划时被指定专门运动广州一带会党，亲赴北江联络会党首领梁大炮，得数千众。兴中会选举伯理玺天德时，反对杨衢云任此职，力主选举孙，后接受孙顾全大局的劝告才不再坚持。起义计划事泄失败，与孙等东渡日本。不久奉孙命返港从事联络内地会党的活动。

1899年郑士良参与成立兴汉会，推孙为会长。次年奉命指挥惠州起义，连战皆捷，各地会党群众纷纷来投，义军增至两万余人。后因饷械不济，下令解散义军，避往香港。

1901年8月27日郑士良在香港饮宴后返寓所途中暴卒，医生检验后称中风所致，一说系清吏收买凶手下毒谋杀。孙闻讯极为悲痛，派人到香港吊唁并给款抚恤遗属。

郑　回：(公元742～756年)，相州人(今河南安阳)。

郑回本为中原汉族，唐天宝年间为西泸(今四川西昌)县令。

公元八世纪上半叶，正是唐玄宗执政之时，南诏与唐朝廷之间发生了“天宝战争”，扼制碧鸡关的昆州城也是战场。待烽火稍息，南诏占领昆州，这里已经是残破不堪。公元757年南诏攻陷巂州，郑回被俘。南诏首领阁逻凤很看重郑回的学识才干，任为王室教师。

为防御唐军再次来犯，阁罗凤亲自到这里视察。但见得滇池北岸山河险要，渔米富饶，又正当五尺道要冲，东可控制曲靖，南可威慑元江。阁罗凤决定放弃碧鸡关下的昆州城，命令长子凤伽异在盘龙江下游筑城据守，新城叫拓东城，意思是“开拓东境”之城。拓东城建成，又在今天的昆阳修筑了拓东龟城，在今天的安宁修筑了蒙氏城等。这样，既可以扼制从中原直扑滇中的东西隘口金马关，又可扼守四川与交趾(今越南一带)的南北要道，意义非同小可。南诏在这里设立了拓东节度使，是南诏的六个节度之一，管辖今天的滇中、滇东广大地区，于是拓东城又称拓东节度城。

南诏第六代国王异牟寻即位后，以郑回为清平官(宰相)，专决国家大事。郑回任相，积极推进汉化，主张在各个方面仿效唐朝，促使南诏与唐恢复友好关系。他还亲自起草了《南诏德化碑》，在碑文中清楚表明了南诏愿与唐恢复友好关系的愿望。凤伽异修筑了拓东城，又以这座新城为基地，平定了今天的曲靖一带，自己却不幸早亡。阁罗凤逝世后，南诏王位就传给了凤伽异的儿子异牟寻。

当时吐蕃动辄对南诏征兵征赋，异牟寻早已不堪吐蕃压迫，而有归唐之心。与此同时，唐德宗也采纳了臣下建议，准备联合南诏，孤立吐蕃，稳定西南边境。

在郑回的努力下，南诏与唐朝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异牟寻果然在苍山神祠和唐朝会盟。第二年，异牟寻突袭吐蕃，取得铁桥大捷，献捷于唐，被册封为云南王。唐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异牟寻在铁桥再次大败吐蕃。第二年，异牟寻带着儿子寻阁劝到长安朝见唐德宗。德宗在延英殿设宴会见异牟寻，异牟寻向德宗进献了奏圣乐舞，就是著名的“南诏奉圣乐舞”。

此后，拓东城又成了南诏与唐中央王朝交往的交通重镇。历代南诏王在这里接待唐朝使者，迎来送往，交流频繁，加强了南诏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加强了拓东城的建设。

南诏归唐，为当时一大盛事，郑回功不可没。此后，唐朝廷设立“云南安抚使司”，管理南诏事务，不仅恢复了边州政策，并把中原与边地、汉族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一个军事重镇变为民族交往的要地，这是拓东城的幸事。

郑　侠：(公元1041～1119年)，字介夫，自号一娜居士、大庆居士，福建福清海口镇反釜山人(今牛宅村)。

郑侠在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出生于，后迁居县城西塘。父郑雄，北宋弃佑四年(公元1059年)同五经出身，任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旧税监。

郑侠幼年家贫，多弟妹，生活浦苦，墉能矢志苦读成名，曾贱诗曰：“扮随书卷尽，容迢渭瓶开”。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到江宁父亲任所，读书于清凉寺。

当时王安石知江宁府，闻郑侠才华出众，多次召见，给予胶励，希他成为于国有用之才。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年二十七的郑侠中进士，授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组郑侠为光州(今河南省滴川县)司法参军，主管一州的刑、民案狱。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郑侠任期满，进京见王安石，面陈各州县施行新法产生诸多弊端，被视为反对变法，贬为不入流的京城安上门监门小吏对此，郑侠不以为意，仍然忠于职守，每天亲临安上门巡察。

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农历6月，蝗虫成灾，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加之各地地方官催迫灾民交还育苗法所货放的本息，致饥民逃荒，大批流入京城。郑侠在安上门目睹惨状，决心为民请命，于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农历3月画成《流民图》，写了《论新法进流民图琉》奏本，请求朝廷罢除新法。奏疏送中书省不被接纳，遂假称紧急边报，发马递送银台司，直接呈给宋神宗皇帝，奏疏声称“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宜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之后又拜琉自勃“搜发马递罪”。宋神宗连夜观图览疏，“长吁数声，夜寝不寐”。翌日下诏发常平仓粮食救济灾民，清理兵籍军费，罢去青苗、免役法对饥民的追索，取消方日、保甲法。事有凑巧，宋神宗下诏后，“越三日大雨”。

久旱必雨的自然现象，救了郑侠也导致王安石去位。吕惠卿等乘机窃居高位，郑侠终被治以“搜发马递罪”，放逐英州(今广东英德)编管。英州人士仰慕郑侠贤名，争送子弟拜侠为师，并筑屋让他居住。北宋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哲宗赵煦登位，大赦天下，郑侠遇赦回归福清，经苏轼、孙觉联名推荐，起用为泉州教授。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农历4月，章悼罗列文彦博等三十三人罪状，全部被逐，郑侠再次被贬英州。

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哲宗崩，宋徽宗继位，追复被贬黝的三十三人官阶，郑侠得以官复原职。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蔡京入相，立元佑“党人碑”，郑侠名列杂官第十五名，被罢职回乡，此后家居十二年。北宋宜和元年(公元1119年)农历8月病逝，终年七十九岁，葬于福清新丰里水南山(今县城南门外)。郑侠著有《西塘先生集》传世。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宋朝廷追封朝奉郎。南宋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宋朝廷赐谧号“介”。

郑侠生性耿介，不为利禄所诱，不为私情所动，虽殷遭打击，仍矢志不移.初至江宁，为王安石所赏识，安石派学生杨拐到清凉寺与郑侠伴读。侠在光州平反数起冤狱，得到安石支持，侠“益感知己，愿尽忠告。”王安石变法，为的是改变国家“积弱积贫”的局面，以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施行青苗法，在青黄不接时贷谷与民彼荒，但有的地方利息高达20％，有的地区宽提到50％，甚至发展到“实不出本，勒民出怠”的地步。“强兵”方面，有的地方只片面增加兵员和训练，“民二丁抽一，一教以战阵”，每五天练兵一次，结果农民被“困其财力，夺其农时”。郑侠在光州等地目睹这些事实，就全盘否定青苗法，进京面见安石，提出“新法不便民，的观点，结果被贬任“监安上门”。但郑侠不以为意，到任之日、依礼向王安石辞行，王安石面带温色说：“却受监门去”。虽遭冷遇，郑侠亦不计较。后来当王安石经过安上门，侠“迎揖道左”，尽礼尽节，王安石感到内疚，“面加慰劳”，派儿子王努往对郑侠说：“父欲使人荐侠试新法，愿侠就”。郑侠则以自己“读书无几”辞谢不就。王安石又遣侄婿黎东美以官位相诱，说：忍相致意，“凡人仕，且要改得一京官，然后可别图差遣，何得介僻如此”。郑侠回答：“侠一本欲执经垂相门下，一不意垂相一旦当路，发言无非以官爵为先，”一果欲援侠而就之，区区所献有利民物之事，行其一二，使侠进而无愧.”于公于私，有理有节，黎东美无言而退。

王安石施行新法，曾踌踏满志，斌诗曰：“何处难忘酒，君臣会遇时刁。高堂拱尧舜，密席坐皋夔。和气袭万物，欢声连四夷，此时无一盏，辜负鹿鸣诗。”郑侠闻知，和诗指责王安石：“何处难城口，熙宁失政中，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见蛋眸如水，闻忠耳似聋，君门深万亚，焉得此言通。”王安石被罢相时，推荐吕惠卿升任参政知事，郑侠上疏直言：“安石本为惠卿所误，既已知觉，仍复遂非，以相攀援，”又取唐史故事，以魏征、姚崇、宋理、李林甫、卢祀、杨国忠传分别画成两轴，各标题“正直君子社彼之臣图”、“邪曲小人容悦之臣图”进呈，吕惠卿大怒，欲置之死地。但宋神宗谓其忠诚，不予深罪，乃贬英州郑侠素性俭朴，自言“无功于国，无德于民，若华衣势食，与盗无异”。

罢官回乡时，郑侠的行装中惟有一拂。邑人仰燕其为人，以县城主要街道改名“一拂衡”以示纪念，街名沿用至今。建“郑公坊”于利桥街，改旧居为“一拂先生祠”，邑人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撰一联：“谏草累千言，终信丹青能悟主刁归装惟一拂，始知琴鹤也妨人。”

郑侠一生爱好围棋，尤好一人自弈，让客人旁观.作诗曰：“旁观镜好着，当局奈嗅言。坐观成败者，安得不惊魂。”

郑文宝：(公元953～1013年)，字仲贤，宁化水茜乡庙前村郑家坊人，宋朝左千牛卫大将军郑彦华之子。著名宋朝史学家。

郑文宝小时受业于南唐吏部尚书徐铉，勤学工诗和书法。同时，向崔遵度学琴法。南唐时，郑文宝以其父荫授奉礼郎，后迁校书郎。

宋灭南唐后，郑文宝仍被录用，补为广文馆生。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进士及第。历任修武(今河南获嘉)主簿、大理评事、梓州(今四川三台)录事参军，续转光禄寺丞，召试翰林，改著作佐郎等职。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郑文宝在任陕西转运副使期间，当地灾荒，文宝劝豪民富户出粟三万斛，使八万六千余口饥民得救。在四川、陕西整顿税收时，其奏免“到岸钱”，商人感恩。

郑文宝任工部员外郎期间，守卫环庆的龙猛卒部士兵七年未换防，因思乡谋乱，郑文宝先发库银安定军心，而后上奏此银由他偿还，得到诏免。

郑文宝为政，能尽心筹策，积极推行。他先后平定夔州广武卒变乱、解灵武之围、十二次从环庆(今甘肃环县与庆阳县一带)通过沙漠督运粮草到灵武境内等，政绩显著，受到朝廷多次嘉奖，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郑文宝应召回京，途中染病，获准留职养病住在其子郑於陵的襄城知县任所。大中祥符初，文宝改任兵部员外郎暨忠武军行军司马，其因病未赴任。

郑文宝有志于纂修南唐国史，著有《江表志》、《南唐近事》、《历代帝王谱》等著作。

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郑文宝在襄城逝世，后归葬宁化故里。

郑　樵：(公元1104～1162年)，字渔仲，号夹漈先生，福建兴化郡广业里人。著名宋朝史学家、科学思想家、文学家。

郑樵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杰出的科学思想家，也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名人。其代表作《通志》是一部记述我国古代史的重要典籍，与唐朝杜佑的《通典》、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一起被誉为“三通”，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郑樵生于北宋徽宗三年(公元1104年)，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家庭较好的影响和教育，他的先世原是晋代中原南迁的望族，高祖郑冲、曾祖郑子堂、祖父郑宰(熙宁三年的进士)、父郑国器(政和年间的太学生)，都是读书和做过小官的。郑樵是唐五官中郎将郑庄的后裔，当年郑庄曾与兄长郑露和乃弟郑淑入莆倡学，是开发莆田文化的有功之人。郑樵从小就立下要读尽古今书，要精通《六经》和诸子百家学术的宏伟抱负。

公元1119年郑樵十六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自此之后，郑樵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克服家贫无书读的困难，他就和从兄郑厚一起背上包袱，向四方藏书人家求借书读。郑樵在求学时，不仅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且把眼光开放到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他经常深入山间田野，拜农夫为师，从而得到了许多实际学问。他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但要研究书本上的学问，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天地间的各种科学知识，并勇敢地向社会提出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学习儒家经典知识一样重要的号召。

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当郑樵看到宋朝由于受到北方强敌金兵的侵犯，国家处于空前的危难，他就立即和郑厚一起联名向朝廷当权者上书，陈述自己兄弟俩的抗金志向和报国才能，并自信一旦得到朝廷起用，就能使国家转危为安。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一直得不到朝廷重视。尽管如此，郑樵的抗金爱国思想，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由于宋高宗畏敌如虎，南宋的半壁江山依然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这时，郑厚在悲观失望的同时，下山参加科举，继之走上了坎坷的仕途。而郑樵则认为如此昏暗不明的仕途，会埋没自己的读书志向，因此他不愿下山应试。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时抢走了宋朝廷的三馆四库图书，所以郑樵决心以布衣学者的身份，在夹漈山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大《通史》。这时，郑樵还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由于当时朝廷不允许私人修史，所以郑樵著《通志》有三个大困难：一是如果得不到朝廷的同意，他就不能私自修史，否则就要受到官方的打击；二是如果没有得到朝廷提供的充足参考史料和充足的纸张笔墨，这部书就很难成功；三是如果没有得到比当年司马迁更为雅博的学问，这部史学巨著就难以写好。为了得到著《通史》所需学问，郑樵再次背起包袱，独自一个前往东南各地求借书读。经过三年的努力，郑樵在三十刚出头的时候，就读遍东南各地藏书。当时有人称颂他说"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当郑樵得到著《通史》所需学问后，就把书房搬到了夹漈山中的芗林寺，开始了他漫长的修史著书生涯。为了求得朝廷的支持，他著出了一部又一部的新书，并把这些新书寄给朝廷礼部。

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郑樵在《上方礼部书》中，明确地向朝廷提出了自己著《通史》的愿望。这时，郑樵的渊博学问和远大抱负得到抗金派宰相赵鼎、张浚等人的重视。然而，也就在这时，由于宋高宗重用投降派首领秦桧为宰相，所以赵鼎等人很快被秦桧排斥出朝廷，并严加迫害。而秦桧自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当宰相起，一直当到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在这长达十六年的漫长时间中，秦桧不但不支持郑樵著《通史》，反而接连三次下禁令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违者以“擅修国史”罪论处。在这种残酷的政治环境中，郑樵所遭受的危险，可想而知。

宋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年已四十四岁的郑樵遭受一个又一个厄运的打击，先是他的胞弟郑槱不幸早亡，继之他的幼儿郑惕和妻子陈氏相继病逝，就在郑樵沉浸在巨大的精神打击时，秦桧又下了一道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的禁令。这道禁令终于激怒了郑樵，于是他在这一年的冬天，毅然背起又著成的一百四十卷新书，徒步走到南宋京都杭州，他要直接把新书献给皇帝，请求皇帝准许他继续著述。然而，由于秦桧的阻挠，所以尽管郑樵在杭州苦苦等待了一年时间，依然见不到皇帝，也得不到朝廷准许他续著的公文。郑樵见自己著《通志》的路已被朝廷当权者堵死，悲愤不已，但也无可奈何。为了能把自己平生研究的学问传给后人，郑樵在回归山林之日起，就把书房搬迁到远离人烟的夹漈山主峰侧的高山虚谷中，并在夹漈草堂开始著述一部远避宋朝国史三百年的史学巨著《通志》。他要把自己心中的全部愤懑，倾注于《通志》之中。

公元1158年，郑樵五十四岁，初步写出了这部长达二百卷、六百多万字的史学巨著《通志》初稿。就在他为无钱买文房四宝抄正《通志》成书而发愁时，所幸有抗金派官员王纶、贺允中、汪应辰等人举荐，郑樵才得以入京受到宋高宗的召对。在召对时，郑樵见皇帝也欣赏自己的学术，就当场提出要求皇帝允许他归山著述《通志》，以便早日把《通志》献给朝廷。由于高宗不能体会郑樵的一番苦心，硬是把他留在朝廷担任一个管理文书档案的小官。就在这时，由于郑樵的学术批判和科学精神，得罪了朝中的许多学士大夫，因此他们不愿意看到山林穷儒出身的郑樵也在朝中为官，于是当即有御史叶义问出面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郑樵，昏庸的宋高宗不分青红皂白，竟批准了叶义问的弹劾，让郑樵以监潭州南岳庙的祠官回夹漈山抄正《通志》。郑樵对自己无辜受罪是痛恨于心的。但为了《通志》，强忍人间奇辱，依然以一人之力，在高山虚谷中发愤述作。

到了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五十八岁的郑樵终于完成这部划时代的史学巨著《通志》的著作。这一年的夏天，当郑樵把这部倾注他毕生心血的巨著送到杭州时，宋高宗由于战事无暇顾及接收《通志》上殿，便让郑樵在朝廷担任枢密院编修官。一生不愿在朝廷为官的郑樵，因见这个官职可以使自己得以方便在朝中读到许多至今尚未读到的图书，于是便欣然接受皇帝所封之官，随之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又一头钻进书山学海。然而，使郑樵万万没有想到的悲剧又发生了，由于朝中学士大夫嫉恨郑樵的高明学术，他们害怕《通志》流传于世，于是他们就照搬叶义问诬陷郑樵的卑劣手段，联名上疏弹劾郑樵。这一次高宗没有罢去郑樵的官职，但他很快终止了郑樵到三馆借书读的方便，同时也不愿为郑樵分清是非。郑樵见自己一生清白到头来仍要遭受如此不白之冤，忍愤不过，当即病倒在床，随之蒙冤而逝，终年五十九岁，时为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农历3月7日。

郑樵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的著述计有九十五种(单篇计算在内)，其中注明篇数、卷数的为五十种，五百四十八卷，四百五十四篇。另外三十五种未注明卷数，除去一些重复的作品，其著作计有千卷之多。郑樵说自己“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是有据可查的。与此同时，他以一个山林穷儒的身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六个第一：第一个想建设科学；第一个以山林穷儒身份依靠自己成为名垂千古的伟大史学家；第一个提倡知识分子要向劳动人民学习；第一个发出“《诗》、《书》为可信，但不必字字都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号召；第一个强调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学习儒家经典一样重要；第一个倡议建立翻译学，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和传播中华文明。

郑樵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史学家，但《宋史•儒林传》里关于郑樵的传文，只有寥寥的三百余字，不仅说得过于肤浅，而且还有冤词。《宋元学案》里更少了，连同他的从兄郑厚，只有三十一字。清康熙四十四年修的《莆田县志》和乾隆二年修的《福建省志》里有关郑樵的传文，也仍只有五、六百字。因此，人们要了解郑樵的一生，很不容易。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郑樵在险恶政治环境中，依靠自己的努力，从一个山林穷儒成为名垂千古大史学家的悲壮历程，更是无人知道。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郑樵那十分可贵的勇于开拓、追求科学精神，近千年来一直得不到弘扬。然而，纵观郑樵的一生，正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所说，“社会上用很冷酷的面目对待郑樵，但在很艰苦的境界里，已经把自己的天才尽量发展了，我们现在看着他，只觉得一团饱满的精神，他的精神不死！”

郑光祖：(生卒年不详)，字德辉，平阳襄陵人(今山西临汾)。著名元朝戏曲作家。

郑光祖曾任杭州路吏，《录鬼簿》成书(公元1330年)之前即已在杭州病逝，火葬于西湖灵芝寺。为人方直重情谊，不妄与人交。所作杂剧在当时“名闻天下，声振闺阁”。

郑光祖所作杂剧共十八种，今存八种：《伊尹耕莘》、《三战吕布》、《无盐破环》、《王粲登楼》、《周公摄政》、《老君堂》、《翰林风月》、《倩女离魂》。其中《伊尹耕莘》、《无盐破环》、《老君堂》是否确为郑作，尚有疑问。另有《月夜闻筝》存残曲。《哭孺子》、《秦楼月》、《指鹿道马》、《紫云娘》、《采莲舟》、《细柳营》、《哭晏婴》、《后庭花》、《梨园乐府》等九种仅存目。

《倩女离魂》全名《迷青琐倩女离魂》，取材于唐人小说陈玄□《离魂记》。王文举与张倩女经父母指腹为婚的，倩女母因文举功名未就，不许完婚。后文举赴京应试，倩女魂魄相随，结伴至京。文举得官，二人同返故里。倩女灵魂与久卧床榻的倩女的病体合二而一，遂与文举成亲。剧本塑造了一个敢于违背封建礼教规范，追求爱情的幸福生活的女性形象。全剧抒情气氛浓厚，心理刻画也较细致。第一折送别，第二折倩女灵魂月夜追文举，第三折倩女怀想文举等曲词，都写得艳丽流畅，婉转动人。清人梁廷□在《曲话》中称赞此剧曲辞是“灵心慧舌，其妙无对”。王国维则认为：“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宋元戏曲史》)这一作品中的“离魂”情节，虽有唐朝小说《离魂记》有关描写作依傍，但对倩女灵魂追赶情人并与之结合的具体描写较小说更为动人，对明人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的创作也有一定影响。明朝崇祯皇帝木刻活字印本《柳枝集•倩女离魂》之一页。

《翰林风月》全名《□梅香骗翰林风月》，写婢女樊素为小姐小蛮、书生白敏中代传书柬，从中撮合而成婚事。故事情节有意模仿《西厢记》。清人梁廷□说：“《□梅香》如一本《小西厢》，前后关目、插科打诨，皆一一照本模拟。”不论从思想内容或艺术手法来看，它的成就比《西厢记》差得多；但也有不少曲词写得意趣盎然，情意独至。明朝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极为赞赏，称之“真得词家三昧者也”。清李调元说此剧“虽不出《西厢》窠臼，其秀丽处究不可没”(《雨村曲话》)。不过剧中女主角樊素作为一个婢女，动辄引经据典，作者可能意在写出她是小姐的“伴读”身份，但有些曲文与科白终嫌过于文雅，反而不合人物身份。

《王粲登楼》全名《醉思乡王粲登楼》，据东汉末王粲在荆州依刘表、意不自得而作《登楼赋》事，并加以虚构敷演而成。第三折写王粲落魄荆州时登楼赋诗，抒发了游子飘零、怀才不遇的心情，唱词意象悲壮高远，情感真挚，在封建社会引起过不少失意文士的共鸣，因而受到推崇。此剧结构较散漫。剧中所用的“误会法”，即王粲岳父蔡邕故意辱婿，逼令进取，最后经旁人说明，终于以团圆结局。这对后来的《举案齐眉》、《冻苏秦》、《渔樵记》等戏曲都有影响。

郑光祖的散曲今存小令六首，套曲两道，讲究词藻、音律，风格典丽。

郑光祖是元曲四大家之一，声誉很高。周德清《中原音韵》中举“六字三韵”例和“定格”范例时都引用过他的曲文，称赞说：“美哉，德辉之才，名不虚传”。钟嗣成说他“乾坤膏馥润肌肤，锦绣文章满肺腑，笔端写出惊人句，解翻腾，今是古，词坛老将伏输。”明人何良俊甚至以他为元曲四大家之首。王国维则说他“清丽芊绵，自成馨逸”，与关、马、白“均不失为第一流”。他们都是从郑光祖作品的语言的角度来评论的，难免有失偏之处。其实以郑光祖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生活气息而言，同关汉卿、王实甫作品相比，都较逊色。艺术上也有过于雕琢的弊病。

郑思肖：(公元1241～1318年)，字忆翁，号所南。连江县人。

郑思肖年少时秉承父学，明忠孝廉义。是宋元之际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诗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国画中的民族意识》中，赞颂郑思肖是“民族意识浓烈的人”。

郑思肖的名和字号都是后来改取的，原名已不可考证。那是在宋朝灭亡后，他不肯事元，所以就改名思肖，意思是思念赵宋。“赵”是从“走”从“肖”，寓意是义不忘赵。字忆翁，表示他时时不忘宋朝。号所南，表示他心向南方，决不北面事异族。

他隐居吴下，连坐时也必向南；平时，誓不与北人来往；闻北语，他就掩起耳朵赶快走开。他的居室的匾上题为“本穴世界”，以“本”字的“十”加在“穴”字当中，就是“大宋”二字。

郑思肖有诗画传世，他的诗画蕴含着深刻的思宋之情。他有一首诗说：“纵使圣明过尧舜，毕竟不是真父母。干言万语只一语，还我大宋旧疆土！”他题《寒菊》诗说：“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这是郑思肖民族气节的写照，也是对他坚毅不屈的歌颂。他的绘画题材比较偏狭，仅擅长水墨兰竹，信手数笔，与题诗相得益彰，含意深刻。“时写兰，疏花简叶，根不着土。人问之，曰：“地都被番人夺去了，你还不知道吗？”

今存有四件传为郑思肖的《墨兰图》卷，纸本水墨。为日本大阪美术馆及美国耶鲁大学收藏。日本大阪美术馆藏本的这幅《墨兰图》，寥寥数笔兰叶夹双蕾，笔笔劲挺硬朗，气格高洁清俊，画卷题诗更表白他蔑视元朝忠君爱国情操：“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

美国耶鲁大学艺术陈列馆的郑思肖《墨兰图》卷中的悲愤之情达到极点，图中绘兰叶孤傲地伸叶吐蕊，作者自题道：“一国之香，一国之殇，怀彼怀王，于楚有光。”郑思肖的墨兰画法在画史上堪称首创，极易抒发文人的胸臆。这种画艺被清朝“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承传下来，在表现画家的个性方面达到了极致，技法上也有许多出新之处。

郑思肖一身正气，这与家庭教育有关。他的父亲郑起(初名震)，字叔起，号菊山，不愿为官，一生从教，为人正直，是南宋平江(今江苏苏州)书院山长。南宋淳佑四年(公元1244年)郑起曾挺身而出反对奸相史嵩之“起复”。宋淳佑七年(公元1247年)，当他知道郑清之将要再次出任丞相时，不禁痛哭流涕，竞愤然登门，历数郑清之误国的罪行，大写“端平败相，何堪再坏天下耶！”为此，郑起全家锒铛入狱。郑思肖的母亲楼氏，辛勤操持家务，全力支持丈夫的正义行为。郑思肖二十二岁丧父，母亲对他耳提面命：“唯学父为法”，“汝不行汝父之言，汝不如死！”所以，父亲的不屈气节，母亲的谆谆教导，哺育了郑思肖的爱国思想。

郑思肖自幼侍父读书，十四岁考中秀才，并开始游学四方。后来又考取太学生，应博学宏词科。由于他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又目睹蒙古统治者的暴行与宋朝廷丧权辱国的情景，痛感报国无门，一腔悲愤不仅流诸笔端，而且也从他的行为中表现出来。他对事元的朋友，一概断绝关系。当时颇负盛名的书画家赵孟頫曾慕名前往拜访，但郑思肖“恶其宗室而复应元聘”，憎其无气节，始终拒绝见面。

南宋到了宋咸淳之际，国势己危如累卵。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元军南下攻宋，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襄阳失守。这时，宋度宗皇帝和奸相贾似道仍然酣歌醉舞，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郑思肖等有识之士，面对国家即将覆灭的命运感到十分焦虑和痛心，他咏诗言志，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情。如在《逢陈宜之》诗中说：“山静鬼行月，宵凉人梦秋。近闻边事急，吠亩得无忧？”写山中之静，秋夜之凉，静得只有鬼在月下行走，凉得可以酣然入睡，但又不能睡着。原因是“近闻边事急”，那么，老百姓能不忧愁吗？

在《重题多景楼》中更是直抒胸臆了。作者登上多景楼，看到大好河山一天天地沦失，自己报国的壮志未能实现，忧心如焚，写下了这首诗：“无力可为用，登楼欲断魂。望西忧逆贼，指北说中原。运粮供淮饷，军行戍汉屯。何年遂所志，一统正乾坤。”

到了“国破山河在”的时候，他的诗作就更悲愤深沉了，他说：“每一有作，倍怀哀痛，直若锋刃之加于心，苦语流出肺间。”现录《德枯二年岁月二首》如下：“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原睹汉旌旗。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

《下泉》是《诗经?曹风》中的一篇，反映曹国人民在国家混乱、民生艰难的情况下求安望治的思想。郑思肖借《下泉》诗，将自己的哀伤与千古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荒城梅又春”是这两首诗中唯一点题的诗句，一个“荒”字写尽元军占领下苏州的情状；一个“又”字表达作者逢春益伤神。这一句可看作主题的形象概括。诗人在一首《无题》诗中写道，“骨纵已成土，心终不肯灰”，表示即使骨已化成土，但对光复宋朝，丹心不渝，忠心不变。

纵观郑思肖的诗作，其特色有四：

一，直抒胸臆。诗品出于人品，诗人爱国的激情往往是喷口而出，毫不矫饰，也不故作含蓄。如“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真情直露，犹如对人诉说素志和忧愁。

二，委婉深沉。宋亡后，诗的内容就含而不愿。如“毒蛇嘘树死，怨鸟哭春哀”，“不知秋雁后，犹得向南飞”。

三，沉痛悲凉。朝廷腐败，壮志难酬，忧伤满怀，自然就形成沉痛悲凉的氛围。

四，幽默诙谐。晚年的诗作《锦钱余笑》幽默诙谐，开朗豪爽，通俗易懂。鲁迅把其中的五首诗录写成字幅，送给友人。现录一首如下：“生来好苦吟，与天争意气。自谓李杜生，当趋下风避。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非惟不成文，抑且错写字。”

《铁函心史》也叫做《井中心史》。明祟帧十一年(公元1638年)农历11月8日在苏州承天寺挖一口干枯的井时，发现一个铁盒，打开后，盒内是石灰，灰内又有一个铁盒，涂以生漆，内藏一书，外封纸上写“大宋世界无穷无极、大宋铁函经、德祜九年佛生日封，此书出日一切皆吉”，内封纸上写“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这部奇书，由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诗人书写，保存奇特，发现也奇特，公元1283年5月6日投井，公元1638年发现，历经三百五十五年的沧桑而完整无损，能说不“奇”！

郑思肖作画“不妄与人”，更无售画之心。他“生惟嗜食菜，贫亦耻言钱”。维系他生计的是他的三十亩田，他将田产“寄之城南报国寺，以田岁入寺为祠其祖祢，……并馆谷于焉”。自己只留数亩田，为贴补衣食之需。他曾对佃户曰：“我死则汝主之。”郑思肖宿于寺内，可以求得佛教势力的保护，他“无家又无后”，“一室萧然”，平素“头戴烂纱巾，脚踏破鞋底”，后因看不惯寺中群僧争主持，转居苏州陋巷，仍是“屋中无所有，事事不具足”。郑思肖并未削发为僧，因为他除信仰佛理外，还掺杂了儒、道之学，晚年还探究天人性命之学。

纵观郑思肖一生悲苦凄凉。他二十二岁失父，三十六岁丧母，只有一个妹妹出家为尼，下落不明。把仅有的一点家产捐给寺院，并接济穷困的四邻乡亲。

七十八岁时“疾亟，属其友唐东屿为画一牌位，曰：'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语讫而卒。”。他抗元复宋的意志至死不渝，他《铁函心史》的价值和意义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和时代的界限，成为中华民族爱圄思想的宝贵的思想财富。

郑　晓：(公元1499～1566年)，字室甫，号淡泉。

郑晓是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进士。授职方主事，历吏部考功郎中。因得罪了严嵩，谪为和州同知，历南京太常卿，刑部右侍郎。旋改兵部，兼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因抗倭有功。召为吏部左侍郎，迁南京吏部尚书，寻拜刑部尚书。又为严嵩所恶，落职归。明隆庆初赠太子太保，逝世后谥号“端肃“。

郑晓博览群籍，谙熟典故，性喜收藏，故淡泉书屋、独寤园之内。所藏图籍颇为丰富。已知美国国会图书馆现藏明司礼监木刻活字印本《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一百三十册，卷内有“淡泉”等藏书印。可知原为郑晓所藏之物。另北京图书馆所藏《西域行程记》、《北虏事迹》、《西番事迹》之书，都是郑晓“独寤园”抄本，这些抄本下书口亦刻有“淡泉书屋”四字。由此可知，郑晓所藏书中，自抄本占有一定的比重。

郑晓博学多才，勤于著述。所撰有《禹贡图说》、《吾学编》、《古言》、《今言》、《端简郑公文集》、《九边图志》等，并曾校定《皇明名臣言行录后集》，参订贺钦所撰《医闾先生集》等。郑晓的著作大都传世，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许多原木刻活字印本均流散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郑晓的藏书印有“浙西郑晓图书印”、“淡泉”、“大司寇章。”

郑晓之子郑履准，字叔平，有藏书楼曰凝云楼。因子承父志，故郑氏许多藏书中，先后钤有淡泉及凝云楼的藏书印记。

郑崇俭：(公元～1641年)，字大章，山西宁乡人。

郑崇俭是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进士，授河南府推官。屡迁至宁夏巡抚。明崇祯皇帝十二年(公元1639年)农历1月23日以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明崇祯皇帝十三年张献忠起义造反，督师杨嗣昌檄秦军入蜀，郑崇俭率兵直抵玛瑙山进击。农历5月3日威名颇振，后返回关中。农历10月杨嗣昌因自己出兵不利，诬告郑崇俭撤兵太早而致贼猖獗，郑崇俭因此被削籍。农历11月郑崇俭被夺官视事。明崇祯皇帝十四年农历3月25日郑崇俭被逮入天牢，请以纵兵擅还失误军律。农历5月22日郑崇俭被斩杀于北京菜市口。

郑贵妃：(生卒年待考)，女，大兴人。宋神宗贵妃。

郑贵妃在万历初年进宫当差，因为受到皇帝的宠爱，慢慢从宫女升至贵妃。在万历十四年，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国本之争开始浮出水面。

宋神宗不喜欢恭妃，也不喜欢朱常洛，而郑贵妃一直受到神宗的宠爱。郑贵妃生下朱常洵后，神宗又把她进封为皇贵妃。神宗还向郑贵妃立下誓言，以后会立朱常洵为太子。外廷见皇帝迟迟不立皇长子，而对郑贵妃又宠爱逾分，纷纷担心皇帝会舍长立幼，坏了祖宗的家法。因此诸大臣纷纷上书，要求早日确定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李太后也对神宗施加压力。一日，李太后故意问神宗：“外廷的大臣都说应该早立长哥(长哥，明宫是对皇太子的称呼)，皇帝打算怎么办？”神宗说：“可惜常洛是都人(明宫中称宫人为都人)所生！”李太后大怒，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原来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神宗马上伏地请罪，无地自容。

虽然皇帝高高在上，但也不能为所欲为，神宗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他心中又始终不想让自己所宠爱的郑贵妃失望。对于群臣早立皇太子的呼声，神宗只能采取拖延战术。他一会儿说，皇长子常洛还太小，等他再年长点再说；一会儿又说，祖宗的家法是立嫡不立长，常洛虽然是长子，但是庶出，皇后现在还年轻，以后还可能生子，那时该怎么办呢？群臣也知道神宗说的这些是托辞，但也没有办法，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而从中可以看出神宗对于郑贵妃一直是一往情深，为了她一人甘愿与满朝文武对抗。

郑　珍：(公元1806～1864年)，字子尹，号柴翁，别号五尺道人，自署子午山孩、巢经巢主、小礼堂主人，贵州遵义西乡天旺里荷连庄人(今贵州遵义鸭溪区)。

郑珍出生儒医之家，性静持重，幼嗜读书。母见其异，舍薄田，举家迁东乡乐安里的尧湾(今禹门乡沙滩)，与外祖父(黎安理)家就近而居，拜舅父黎间为师。舅父见其过目成诵，聪慧过人，遂将女儿许嫁于郑珍。

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郑珍以优异成绩选为拔贡，深受贵州学政程恩泽器重。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程恩泽调任湖南学政，邀郑珍往作幕宾。程恩泽系汉学家，为当时宋诗运动领袖，对郑珍说：“为学不先识字，不足以读先秦两汉之书。”勉励以先哲尹道真为楷模，赐字子尹，井指导郑珍读许慎、郑玄之书，习宋朝诗艺。两年后返遵，拜莫与涛为师，继续攻读汉学与宋学，因此与莫友艺相识，共同探讨经文、切磋诗艺，结为莫逆之交。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乡试中举，与莫友芝联袂进京会试。候榜期间，留意搜购古籍秘本，闭门研读，竟落榜回遵。次年，受知府平翰聘，与莫友芝合纂《遵义府志》，历时三年，成书四十八卷、八十余万字。其后，三次进京会试，均未中试，依例选为大挑二等，以教职补用。三十八岁时始任古州厅(今榕江县)代理训导，继任镇远府学代理训导和荔波县学训导。每届任期虽不足一年，仍努力培训人才。回到遵义后，先后主持启秀、湘川书院讲席，培育郑知同、黎庶昌、莫庭芝等一批俊彦。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大学士祁带藻荐于朝，特旨以知县分发江苏补用，郑珍辞谢不就。

郑珍毕生研习汉学与宋学，不立异，不苟同，考订精审，学贯古今，著作宏富，后世誉为“西南巨儒”。其刊行的经学专著有《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两卷、《经说》一卷、《亲属记》两卷；文字学专著有《说文逸字》三卷、《说文新树考》六卷、《汗简笺正》八卷；史志著作《遵义府志》被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中第一”，其外尚有《荔波县志稿》、《郑学录》等；教育著作有《母教录》；农学《鹏茧谱》被行家奉为难得的昆虫学专著。散文、诗艺造诣亦深，著有《巢经巢诗抄》九卷、《后集》六卷、《巢经巢文集》五卷，并辑有黔北明清诗歌总集《播雅》二十四卷。其诗歌反映民间疾苦，《捕豺行》、《经死哀》、《抽厘哀》、《江边治空诗》等，均为股炙人口的名篇。诗风淳博瑰丽，韵味深淳隽秀，思想性、艺术性极高，被尊为晚清同光体诗家“宗祖”。

郑珍工书画，楷书学颜、欧，参以二王笔意；行草出《争座位帖》，篆书效李斯、李阳冰；隶书习汉碑，亦师邓石如；山水画宗董其昌，苍朴萧散。均有独创风格。

清同治年间贵州农民起义迭起。郑珍四处奔徙，贫病相加，于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农历9月病逝，终年五十八岁，葬于望山堂后山母墓后侧。

郑士良：(公元1863～1901年)，号弼臣，广东归善人(今广东惠阳)。近代民主革命先驱。

郑士良少有大志，跟随乡中父老习武，结识不少会党人物。及长，到广州求学，初入德国教会所办礼贤学校，公元1886年入博济医院学医，与孙中山同学，对孙的革命主张十分折服，向孙表示自己是会党中人，日后可发动会党参加孙领导的起义。

公元1887年秋郑士良以后辍学返乡在淡水圩开设同生药房，暗中联络会党，为日后起事作准备。公元1893年参加在广州南园广雅抗风轩议组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团体的会议。

公元1895年郑士良从澳门赴香港协助孙筹建兴中会总部，与孙等到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在讨论起义计划时被指定专门运动广州一带会党，亲赴北江联络会党首领梁大炮，得数千众。兴中会选举伯理玺天德时，反对杨衢云任此职，力主选举孙，后接受孙顾全大局的劝告才不再坚持。起义计划事泄失败，与孙等东渡日本。不久奉孙命返港从事联络内地会党的活动。

1901年10月初，郑士良选择归善县三洲田为根据地，准备起义。三洲田是会党啸聚之区，三合会深入于周围农村之中，集中了六百名精壮，但武器弹药不足，军粮又日渐匾缺，只好将所部分散，仅留八十人守大寨。可是风声已传出，粤督德寿对三洲田进行包围，郑土良急电孙中山请速接济，孙中山复电称，筹备未竣，暂时解散。郑士良再电孙中山，仍请设法迅速接济弹药。孙中山再复电：“若能突出，可直越厦门，至此即有接济。”此时清军已逼近三洲田。起义军被迫发动攻击。6日晚，黄福率八十人夜袭清军，斩四十人，生擒三十余，初战告捷。黄福拟于天明时乘胜追击，但郑士良命全军改道，往厦门前进，并接替黄福的指挥职务。15日起义军攻平山，夺得大批枪枝弹药，同时，梁慕光等也在博罗响应，千余人直扑博罗城。17日起义军在永湖与清军再战告捷，20日在崩冈墟又告捷。投军者益众，兵员达两万余，宿营白沙。这时，义军枪枝弹药已竭。此时，孙中山一面致电宫崎，令将向菲律宾借定的枪枝速送惠州；一面向台湾省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接洽，请协助武器弹药。但是，菲律宾军械全是废品，无法使用。日本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禁止台督帮助革命党人，这样，孙中山没有武器再接济内地。

因饷械不济，郑士良下令解散义军，避往香港。1901年8月27日在香港饮宴后返寓所途中暴卒，医生检验后称中风所致，一说系清吏收买凶手下毒谋杀。孙闻讯极为悲痛，派人到香港吊唁并给款抚恤遗属。

郑观应：(公元1842～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人(今广东中山)。著名近代实业家。

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次年(公元1874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农历10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省，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省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

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朝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农历10月13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经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张大之。他认为“专制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利于官者，借压力以剥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百姓。”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朝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农历3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第二年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大清朝廷说日寇将偷袭清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寇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报告日寇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寇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二十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

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农历5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次年(公元1897年)农历1月兼任粤汉铁路总董。农历5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农历10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李鸿章逝世后，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离开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农历3月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旋因“守制”去职。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负责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

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农历4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一年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郑复光：(公元1780～？年)，字元甫，又字瀚香，安徽歙县人，著名清朝科学家、几何光学专家。

郑复光自幼性格沉默，好深思。他少年时入家塾读书，稍长，以监生入北京国子监就读，那里学习条件优越，

郑复光少年时代爱好就很广泛，他博览群书，研讨学习中国和西方传来的各种科学原理，探索自然物理和机械制造的奥妙。青年时期考取监生以后，对读书入仕渐渐显得淡漠了，为了扩大视野，取得实证资料，他漫游了大江南北很多省份，收集物理研究的素材，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试验活动。1842年，郑复光将日常观察和闻听的各种自然异象，排比为200多条，用热学、光学等原理加以系统阐释，撰写了《费隐与知录》一书。1846年，郑复光从早年在扬州所看灯影戏中得到启发，经过多年精心研究，写成了《镜镜冷痴》5卷，集当时中西光学知识大成。在完成此书的基础上，郑复光制造了中国最早的一台测天望远镜，对神秘的天空进行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实验观测。晚年，郑复光对国外的蒸汽机动力理论又发生了较大兴趣，曾致力于战船的设计和模型制造工作，但是，由于社会原因，他的这份努力滑有对时代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郑复光另著有《郑元甫礼记》(手抄本)、《郑瀚香遗稿》。《安徽通志稿》有郑复光传。

清朝学者郑复光在他的著作《费隐与知录》中，提出了极具新意的地脉说，用以解释地磁现象。

指南针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传说在黄帝时代即有了指南车。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曾指出：“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抵南。”但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刘秉正教授认为，天然磁石难于雕琢成司南，司南为天上北斗，并非指向器。到了宋朝，人们学会了制造磁针，文献也明确记载了指南针的制造方法。如曾公亮在《武经总要前集》十五卷中写道：“若遇天景曀霾，夜色暝黑，又不能辩方向，则当纵老马前行，令识道路，或出指南车及指南鱼，以辩所向。指南车世法不清。鱼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

在曾公亮之后大约半个世纪，沈括在其著作中亦提到：“以磁石磨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用磁石磨铁针过程就是使铁针磁化的过程。分别与磁石之南极、北极相磨铁针磨端所获极性相反，因而其有指南的也有指北的。沈括不明其理且“未深考”而误以为这是磁石的物性相异而导致的。

沈括还记载了地磁偏角这一现象：“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沈括限于知识不明其故而只能泛泛类比：“……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但他还是认为这不是合理的解释，承认自己“……莫可原其理。”

为何磁石或磁化后的铁针指南？为何磁针略有偏东？明末学者方以智在其著作中说：“磁针指南何也？……愚者曰：‘蒂极、脐极、极轴，子午不动，而卯西旋转。故悬丝以蜡缀针，亦指南。’存中云，此处指南必偏丙位。舶商言大秦西海偏丁位。则中土在昆仑东，彼海在昆仓西，其气随地势而少变者乎？”戴念祖先生认为：“由于地球是大磁体的概念在方以智著作中未曾明言，或者传教士本身也尚不知此事，因此，方以智的解释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难怪在其后，一些中国学者还持传统的五行元气之说解释磁极性。”

郑复光为解释地磁现象尤其地磁偏角现象而在其著作《费隐与知录》中提出了“罗针偏东由于地脉”的地脉说。

该书以一问一答形式写成。首先提出的问题是：“铁能指南，何以中国偏东而西洋人又谓在大浪山东则指西，在大浪山西则指东。惟正在大浪山则指南，其说信乎？”回答说：“西说既非身亲姑可不论，而中国偏东，京都五度、金陵三度，既见诸书确然无疑。而偏则各地不同。从仪象志图悟得各顺其地脉也。地脉根两极南北，如植物出土皆指天顶，但不能稍曲焉。又地脉之根止有地心一线其处最直，而渐及地面不无稍曲。针为地脉牵掣故偏亦甚微。”郑复光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地脉说有以下几大突破：

一，郑复光明确赋予了地脉以确切的物理的力学的性能：“针为地脉牵掣”，地脉是能够对磁针施予力的作用的。

二，《黄帝内经》中人的脉络存在于人的体内及体表。后来将大地之体与人体相类比而产生的地脉概念也未突破这一局限。但在郑复光的地脉说中这一局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大地之上的磁针能“为地脉牵掣”，显然地脉是可以超越大地之体而在地球附近空间是可以存在的。

三，郑复光将地脉抽象为无数曲线组成的曲线族：地脉“根两极”而“止有地心一线其处最直，渐及地面不无稍曲。”

将第二和第三联系起来看，地脉就是根于地球两极而在地球的体内体外都存在的封闭的曲线族，而这些曲线又能对磁针施以力的作用。虽然言简意赅，但显然郑复光的地脉概念已经十分接近法拉第的力线概念：是地球(大磁体)周围存在的能对磁针给予力的作用而使之指南(或偏向)的曲线。二者相比较，郑复光的思想还有独特的优势：正因为地脉源于经络说，因此他的地脉自然地在磁体内部也具有；而法拉第更强调磁力线是磁体附近空间的一种物质形态。因此从空间分布角度看郑复光的地脉兼具前于他的地脉说以及法拉第的力线思想的优点而又比二者都更为合理。

在西方，人们对法拉第的力线概念给予高度评价，如J.J.汤姆孙就曾说过：“在法拉第的许多贡献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力线的概念。”

法拉第最早于1831年11月24日在向皇家学会宣读他发现的电磁感应的论文中，开始使用“磁力线”这个概念。他称磁力线是这样一些曲线：“它们能用铁屑描绘出来，或者对于它们来说，一根小磁针构成一条切线。”

如同郑复光认为一根一根的地脉是真实存在的一样，法拉第也认为磁力线是真实存在的：“我不得不深信磁力线概念的真实性，因为它是以实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不是纯粹假设性的。”法拉第“把布满力线的空间称之为‘场’”。这一点早即为法拉第的好友丁铎尔(J.Tyndall)认识到了：“丁铎尔认为法拉第是从磁力或磁力线在空间中的变化和分布的认识才提出场概念的。”后来麦克斯韦也说：“我想他(指法拉第)却或许会说，空间的场中是充满了力线的……作用在每一物体上的机械作用力和电作用力则取决于连接在物体上的力线。”

在公元1851年6月11日出版的《皇家学院研究报告集》中法拉第撰文再次指出：“在磁体内外，物理力线确实存在。它们可以曲线形式或直线形式存在着，……没有一个孤立的条形磁体，……它的两极性一定是以曲力线形式在外部发生联系的，因为直线不能同时接触到具有北极性和南极性的两点。”不难想象，这给出的磁力线围绕磁体内外的模型，与郑复光的地脉围绕地球内外的模型十分类似，而且一根根磁力线与一根根地脉对于置于其中的磁针具有相同的力学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可以肯定郑复光的地脉与法拉第的磁力线具有同样的思想内涵，但郑复光依据他的地脉说解释地磁偏角现象还是笼统而不成功的。因为在他的地脉说基础上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要一个基本的必备知识：地理的两极与地磁的两极并不完全重合。而郑复光并不知道这一点。

郑复光的地脉概念与法拉第的磁力线概念揭示了相同的物理内涵，而后者是场概念的先导。因此郑复光的地脉说无疑较元气说具有更明确的场的意义。那么两人是谁更早具有了场的思想呢？郑复光出生于1780年，法拉第出生于1791年。前面说过法拉第最早于1831年即使用了磁力线的概念，但郑复光的《费隐与知录》始作于1816年，至1842年才得以刊行。我们很难知道郑复光是否于1831年以前即产生了地脉说思想，因此场思想的“优先权”问题似乎难以裁决。然而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我们还是可以给出一个推断。

从本质上讲古典原子论与经典场论是不相容的。存在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基质即原子是古典原子论的最大的最根本的信条。因此原子论从一诞生必定只承认一个离散化的量子世界，而经典场论的最大特征是认同连续性。公元1837年以前法拉第一直是一个牛顿和道尔顿原子论的忠实拥护者，自1837年起，他陷入病痛之中，直至1844年很少工作。此间，他反复反思原子论，在公元1844年明确表示反对牛顿和道尔顿的原子论，阎康年先生指出：“只有这种变革才能使法拉第从相信道尔顿原子论开始，转而从力场概念转向实体场概念”。“他在公元1845年11月7日的日记中，首次提出‘磁场’一词。这个过程表明，法拉第抛弃传统的原子论，在观念和实验上为场概念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以原子论占主导的西方科学范式下，法拉第这一思想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完成了这一转变，他才能建立起在基础上自洽的场论。然而在东方，郑复光的地脉说是建立在元气、脉络学说之上的。而中国的元气论中的元气本身就是充虚贯实，绝对连续的。如王夫之所说：“太虚之为体，气也，……充周无间者皆气也。”“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它物，亦无间隙”。王廷相也说：“元气混涵，清虚无间。”因此郑复光面前没有难以愈越的离散性的本体论鸿沟。从这个意义上看，郑复光的地脉说一开始就满足连续性的场的特点，从这角度来说郑复光的地脉说就更早接近了场论的思想。

如果持谨慎的态度认为还不能十分肯定这一推断，退一万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郑复光没有受过法拉第思想的影响。因为“在郑复光所处的时代，清朝政府长期闭关锁国，西方科学的传入已中断一百多年。”

在郑复光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元气说还是十分钟情的，但在解释地磁力的作用时，他没有简单借用元气论笼统解释，而是悟出了看不见摸不到的一根根能“牵掣”铁针的地脉的存在，十分难得。这既需要对中国古代的元气论、经络说等有深刻的把握还要借助高度的抽象思维与创新。郑复光地脉说与法拉第的力线、电场和磁场思想貌异而神合，说郑复光是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物理场论思想的人并不为过。

郑国鸿：(公元1777～1841年)，字雪堂，凤凰镇竿镇人。著名清朝抗英将领。

郑国鸿聪明好学，练武习文，从不间断。少年时就文武兼备。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十八岁的郑国鸿承袭了伯父郑庭松云骑尉世职。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授为永绥屯守备，后累迁湖北黄州协都司，湖北提标中军参将及广西平乐，湖北竹山，浙江处州总兵。

公元1840年6月，中国爆发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7月英军侵占定海，大清朝廷震惊。12月与英国在广州签定丧权辱国的《穿鼻草约》，以香港换定海。因定海是我国东南海防前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草约》鉴定后，英仍不肯退出。次年2月郑国鸿奉命与安徽寿春总兵王锡朋一起，率兵三千，协助定海总兵葛云飞接收定海。英军在威压力之下退出定海。郑、王、葛三总兵收复定海后，料定奸猾的英军还会卷土重来，根据定海地形，建炮台，修工事。并在城南半塘一线，横筑一道三公里长的坚实土城，以固守御。三总兵则分守要隘。郑国鸿独挡西南竹山门，守卫人港要道。

果然不出所料，公元1841年9月26日，英军舰二十九艘，侵略军两万余人，再犯定海。当时定海守军不过五千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三总兵联名要求朝廷增援，可是腐败无能的朝廷，回答是“戒死守，无望援”。三总兵见增援无望，决心协力负重，同心抗敌，与定海共存亡。当日下午，英军两艘战船，趁海潮闯入竹山门港湾探窥形势。郑国鸿发现后，即令首兵炮击，贼船大桅被击断，仓皇逃窜。27、28两日，英军转攻新筑土城及晓峰岭，以被击退。29日拂晓，英军一部乘舢板从城西南登陆，潜入五峰山扎立营盘。郑国鸿得报后，又用炮火将敌赶下海去。30日上午，英军从城西、城南同时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六时。由于敌众我寡，一部分英军从城西南岸登陆，郑国鸿带队全力阻击，击退敌军。由于连日激战，伤亡重大，形势万分危急，部属劝其退保晓峰岭，与葛军合力抵抗。国鸿不从，说：“竹山不守，晓峰岭焉能自存，武将效命疆场，份也”！始终不肯后退半步。英军连续五天攻击，发射上千发炮弹，也无法攻下定海，便不断调集增援部队，仅兵舰就增加到四十多艘。

公元1841年10月1日，英军分三路同时进攻土城、竹山门和晓峰岭。三总兵率领守军殊死抵抗，重挫敌军。由于汉奸带路，英军从间道偷袭晓峰岭，寿春总兵王锡朋率部战死殉国，接着定海县城失守。敌军有集中兵力，水陆并进，压向竹山门。六十五岁的郑国鸿，连日冒着枪林弹雨指挥作战。在激战中，郑国鸿右臂受伤，但仍忍着巨痛，与将士一起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敌军又步步紧逼，战败已成定局。

郑国鸿将印信交给军校，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挥刀连砍数敌，中弹壮烈殉国，随征将士也全部牺牲。葛云飞也英勇捐躯，定海再次沦陷。

英雄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保卫祖国的光辉史诗，后人为纪念郑国鸿、葛云飞、王锡朋三位将军，在定海城南半山修建了“三忠祠”，世人敬仰，万古流芳。
郑正秋：(公元1888～1935年)，名伯常，原籍广东潮州，生于上海。著名近现代电影家。

郑正秋、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首开家庭伦理剧之先河。它以广东潮州地区的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写一对素未谋面的少男少女被双方父母逼成夫妻的故事。

1902年毕业于上海育才公学，曾从事新剧运动，受聘为《民立报》剧评主笔，倡导戏剧应成为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工具。

1913年与张石川合组新民公司，共同编导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22年与张石川等共同创办明星影片公司。一生共编导影片四十余部，是第一代导演中的佼佼者。区别于同时代大多数"惟兴趣是尚"的电影人，他有自己的艺术主见与追求，提出影片要引导观众的欣赏趣味。研究者认为，郑正秋以其艺术实践探索出一种以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为中心，结构成曲折动人的情节发展，同时展开和完成一个社会性主题的创作模式，对同时代的电影家和后来者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主要作品及贡献：

1913年与张石川合作编导的《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故事片，被夏衍誉为“为中国电影事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

1923年编写了电影剧本《孤儿救祖记》，第一次为国产片带来远远超过外来影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

1933年编导的《姊妹花》是中国最早的有声故事片之一，创下了在同一家影院连续放映六十余天的空前纪录。

1905年秋，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拍摄了我国第一部戏曲片《定军山》，揭开了中国人自制影片的历史。回顾中国电影百年历程，不由会想到中国第一代电影艺术家郑正秋，因为他是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之一，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郑正秋能够对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做出贡献，是与他早年从事戏剧评论和新剧(即通俗话剧，又称文明戏)创作活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分不开的。

郑正秋在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9年)农历12月24日出生在上海一个潮州籍商人的家庭。郑家是专卖鸦片的，即郑恰记土行。据说郑正秋是郑家的“螟蛉子”，后来母亲自己生了儿子，对他就不太好了。幼时缺少母爱，身体也不大好，高度近视的郑正秋很早就染上了鸦片烟瘾，这些对他后来的生活和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他先是延师家读，后来上育才公学，毕业后便去经商。因“不善经营而改入仕途”，大概是家里出钱给他买了个官儿。约在1907年，他曾到湖北“候补”。“又以清政窳败，且性之所近在艺术”，未等“实缺”即正式官职到手，便返回上海。大概在这以后两三年里，他开始出入剧场，交往艺人，研习戏剧艺术。

辛亥革命前一年即1910年11月，郑正秋二十一岁时，开始以正秋的笔名，以“丽丽所戏言”、“丽丽所伶评”为题目，在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上发表戏剧评论。他的评论是语录体的，一事一段，信手写来，夹叙夹议，不拘一格。“戏言”，多是一般性的主张或议论；“伶评”，是就某演员的表演艺术作具体评析。当时京剧名伶谭鑫培、孙菊仙、刘鸿声等，新剧名角刘艺舟、夏月珊等，都在其评论范围之内。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郑正秋在戏剧艺术上下了很大功夫，对于京剧的唱腔，咬字吐字，拖腔运气，几乎达到辨析毫厘的程度。他还提出"剧场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也"的观点，特别注意提倡诞生不久、为辛亥革命造了不少舆论的新剧。肯定《黑奴吁天录》、《黑籍冤魂》、《明末遗恨》之类"有功社会"的戏；反对《杀子报》、《卖胭脂》之类的“淫戏”。对于演员表演也能实事求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因而有"公正直言"的美名。这在当时是走在社会前列的，所以很得于右任赏识，“惊为奇才”。

1911年2月，《民立报》附刊《民立画报》创刊时，便请郑正秋主笔政，任该刊记者，就是撰稿人兼编辑。同年10月《民立画报》停刊后，郑正秋又任宋教仁主办的《民权报》附刊《民权画报》的记者，直到1913年5月。这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发表“戏言”、“伶评”、“观剧记”或是“菊部新闻”。还发表了短篇小说《侠伶》和赞颂黄花岗烈士的《铁血鸳鸯》。1912年4月中旬，他因“家务忙迫”，有几天没有动笔，发表了他人来稿，不少读者便写信责备他，希望他坚持自己写，由此可见他的剧评很受读者欢迎。

1913年6、7月间，美化洋行买办张石川(原名蚀川，后改石川)找到郑正秋，请他协助拍电影。原来张石川被聘为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在上海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的顾问，想把新舞台演出的《黑籍冤魂》拍成电影，苦于不认识新舞台的人，便请郑正秋出面联系。郑正秋多次与新舞台管事夏月珊协商，因对方要价太高，没有谈成。郑正秋和张石川商量决定，招募当时失业的新剧演员，成立新民公司，专门承办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拍片业务。公司成立后，郑正秋与张石川合作编导了我国第一部无声故事短片《难夫难妻》。

《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共四本，由郑正秋编剧，郑张合作导演，美国人依什尔摄影。张石川后来回忆说：“我和正秋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地位的变动～～这工作现在最没有常识的人也知道叫做导演，但当时却还无所谓导演的名目……导演的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面前做戏，各种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

约在1913年8、9月间，《难夫难妻》拍摄完成，9月底在上海新舞台首映。影片取材于郑正秋家乡广东潮州地区的婚姻习俗，描述"从媒人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一对不相识的男女送入洞房为止"。影片带有喜剧色彩，讽刺了封建买卖婚姻制度。这在"五四"之前的民国初年，是很难得的。

《难夫难妻》的拍摄，为郑正秋以后走上电影之路，埋下了种子。

拍完《难夫难妻》，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回国，胶片也缺货，亚细亚影戏公司停办，新民公司自然也无事可做，招来的演员又要失业。郑正秋不忍看着演员们生活无着、流离失所，便用其家财做资金，组织新民新剧社，编演新剧，自己也以正秋、药风为艺名，粉墨登场。欧阳予倩说郑正秋搞新剧，“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盖缘于此。

郑正秋搞新剧，虽然是出于济人之困，侠胆热肠，但是，更内在的原因恐怕还是“性之所近在艺术”，看到了新剧的发展潜力和社会功能。1918年6月初，他在《申报》发表的《药风宣言》中说：“人非痴呆，朝夕优孟衣冠，四出逢场作戏，夫岂无故？原为世风日竞，而吾华国风偏不竞，各处地方风俗，则皆竞尚奢华，竞尚淫逸，竞尚欺诈，竞尚攘夺，如此风尚，不可不有以药之耳。”他是把新剧作为移风易俗、改进社会的工具的。

从1913年开始到1926年离开舞台，把精力全部投入电影创作，郑正秋从事新剧约十三年，编演新剧剧目约五百部左右。这些剧目都是没有剧本，靠演员即兴表演、临场发挥的“幕表戏”。因此，我们今天已无法对他的新剧创作做切实细致的分析和评价了，只能根据当时的广告、剧评和过来人的回忆，做粗略近似的描述。

郑正秋的新剧活动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从1913年9月至1914年末，是第一阶段，创业期。新民社上演的第一个剧目《恶家庭》，是一部所谓"将家庭中种种的恶现状形容得淋漓尽致，上自老爷太太，下至丫头娘姨，形形色色，惟妙惟肖"的"家庭戏"。由于辛亥革命后，人们对从前那种化装演讲式的鼓吹革命的戏不再感兴趣，而郑正秋的家庭戏，“都是描述家庭琐事，演出来不但浅显而且妇孺皆知，且颇多兴味。演戏的人也容易讨好，于是男女老幼个个欢迎。”《恶家庭》一炮打响，郑正秋又接连编演了《驯悍记》、《马介甫》、《恒娘》等。这类家庭戏，据欧阳予倩说：“多半只追求情节的复杂离奇，追求廉价的舞台效果，许多戏都是看完了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有些戏把罪恶的描写作为正文，到最后生硬地加上报应惩罚之类的情节，可以说毫无意义。”不过，其中有些还是比较好的或有积极意义的，如：“形容婚姻不自由的情状，为现今薄俗痛下针砭”的《婚姻误》；反映民生之困苦憔悴的《苦家庭》；反映战乱给人们带来痛苦和灾难的《苦鸳鸯》等等。由于郑正秋的新民社在商业上站住了脚，人们对新剧越来越感兴趣，看客越来越多。从前那种短期的、游击式的演出方式结束了，新剧可以在固定的剧场进行较长期的商业演出了。因而在1912年下半年沉寂的上海新剧，到1913年末又热闹了起来。先是张石川主持的民鸣社成立；第二年即1914年，春柳社、开明社从外地回到上海；继而以男女合演为号召的民兴社开张……形成了一个所谓“新剧中兴”的局面。这次“中兴”因为是新民社开的头，郑正秋便有“复兴新剧功臣”之称。

自1915年初至1918年中，是郑正秋从事新剧活动的第二阶段，即为实现其新剧理想的奋斗期。随着中兴而来的是激烈的商业竞争。各剧社竞相上演“有号召力”的戏，还互挖名角。一些投机商人也纷纷开办剧场或出资组织剧团。新剧界投机牟利的风气越来越重，剧目水平每况愈下。郑正秋形容当时的情况说：“新剧新剧，发达发达。空闲朋友眼热煞，纷纷运动资本家。阿猫阿狗，居然粉墨登场，娘姨大姐，也来现身说法。无所谓教育，无所谓声价。”新民社在上海、武汉等地坚持了约一年，1915年初，终于合并到因演连台本戏《西太后》而生意兴隆的民鸣社。但不到半个月，郑正秋就离开了，到汉口又组织了大中华剧社。以后至1916年末，他经常来往于汉沪之间，或在汉口大中华剧社演戏，或在上海民鸣社登台，还创办药风剧学馆，请郑鹧鸪等人“佐教”，培养新剧人才。1917年民鸣社停办后，郑正秋两次加入笑舞台，又两次离开，还一度受聘于鸣新社，到宁波、杭州等地演出。但似乎在哪儿都干不长。究其原因，主要是不满意各剧社过于恶劣的商业作风。如果说前一阶段他的家庭戏还不能突出地体现他"借戏场为教育场"的主张，那么，这一阶段他的一些时事戏，都是体现了他的这一主张的。1915年袁世凯仰仗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企图卖国窃国当皇帝的时候，郑正秋编演了《不可说》、《隐痛》(无言剧)及第二十五、二十六本《西太后》(公元中日甲午战争部分)，先后上演于汉口和上海，对其进行揭露和抨击，“声誉大震”。周剑云在《怀正秋兄》一文中说：“当袁世凯窃国时，他在汉口办大中华剧社，编无言剧《隐痛》，以血泪与观众相见，事为军阀所知，将派卫队加以逮捕。有人劝他改戏，他置之不理。卫队见群情激愤，恐怕酿成事变，终于不敢下手。”欧阳予倩也说：“这个戏在汉口演出的时候，我看过，观众中有不少人唏嘘长叹。”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他又编演揭露袁世凯和军阀的《新华毒》、《八十三日皇帝梦》及歌颂孙中山的《孙中山伦敦蒙难记》。这些事实说明，郑正秋思想中虽然有一些封建落后的因素，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拥护民主共和的坚定的爱国者。

自1918年5月至1921年11月，是郑正秋从事新剧活动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郑正秋为了挽救新剧越来越商业化、庸俗化的发展趋势，做了很多努力。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和周剑云等人编辑《药风日刊》，“日著论文，大声疾呼，遥为学生声援”。还编演了多出主张解放妇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戏，如描述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卖国奴》，描述叶某卖矿给洋人，被其未婚妻枪杀的《救亡声中美人心》等等。但是，在当时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的条件下，新兴的新剧艺术既得不到社会有力的精神指导，也得不到社会的物质支持，只能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自生自灭，越来越走下坡路。郑正秋等少数人的微薄力量，很难挽回新剧的没落命运。进入二十年代，新剧逐渐被现代话剧所代替，而郑正秋也在1922年与张石川等创办明星影片公司，把精力逐渐转回了电影创作，并取得了他意想不到的成就。

1922年3月，张石川、郑正秋、郑鹧鸪、周剑云和任矜苹五人，集资五万元，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为经理，郑正秋为协理兼影戏学校校长。从此郑正秋走上了电影创业之路。

在明星影片公司，郑正秋做的实际工作远没有张石川多，编导的影片也没有张石川多(郑正秋共编导影片四十余部，张石川则达到百余部)，但郑正秋的社会影响、社会声望却超过了张石川。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郑正秋根据他从事新剧活动的经验，恰逢其时地解决了当时我国电影发展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即采取什么样的制片方针，摄制什么样式影片的问题。

1922年明星影片公司成立之前，我国自制影片已有十七年的历史。这期间，欧美的电影已有长足进步，我国的故事片制作却还停留在模仿阶段。如1920年前后出现的三部故事长片《阎瑞生》、《海誓》和《红粉骷髅》，前一部是照搬低劣的文明戏，后两部是模仿外国的爱情片和侦探片。再加上技术艺术上又很幼稚粗糙，国产片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文明戏，引不起人们的重视。因此，明星公司成立后，自然要考虑是沿袭前人的制作路子呢，还是另外探索一条路。郑正秋是主张探索新路，打开新局面的。他提出：“明星作品初与国人相见于银幕上，自以正剧为宜，盖破题儿第一遭事，不可无正当之主义提示于社会。”张石川则完全从营业考虑，主张“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尚无主义之足云”。明星公司最初摄制的三部故事片，是按照张石川的主张办的，即模仿卓别林喜剧的《滑稽大王游沪记》、《大闹怪剧场》和沿袭文明戏时事剧办法拍摄的表现张欣生杀父案的《张欣生》，结果营业惨败，使刚成立的明星公司几乎面临倒闭的危险。而1923年按照郑正秋的主张，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拍摄的长篇正剧《孤儿救祖记》，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在财政上挽救了明星公司，奠定了明星公司在电影界的地位，也开辟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新阶段～～独立探索阶段。

《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一是由于影片完全取材于中国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当时许多大家庭普遍存在的争夺遗产的矛盾；其次是肯定和歌颂了女主人公不怕艰难困苦，坚决抚养孤儿和孤儿智救祖父的传统美德；第三是在艺术上比较认真，下功夫。这部片子从年初拍摄到年末上映，整整用了十个月的时间，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主要演员王汉伦、郑小秋和王献斋的表演“减少了新剧化动作”，摄影光线清晰，"全片富有影戏色彩"(均为当时评论语)。因此影片一上映，即受到重视和好评，有的甚至说：“比之舶来品，当不为低首矣。”曾经身历其境的戏剧家谷剑尘在所著《中国电影发达史》中说：“它展开了国产电影的局面，建立了国产电影的基础……电影界要是没有明星公司的《孤儿救祖记》，也不会后来盛极一时，造成了空前的国产电影运动。”从此，郑正秋的制片主张在明星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也促使他逐渐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片思想。

郑正秋的制片思想，概括地说是营业加良心，即：“我们揭开窗子说亮话，我们也是将本求利，我们不要说为国为社会等等好听的话。但是我们认为在贸利当中，可以凭着良心上的主张，加一套改良社会、提高社会道德的力量在影片里，岂不更好？”具体地说，有如下内容：

一，主张“有主义”的艺术。他认为“论戏剧之最高者，必须含有创造人生之能力。其次，亦需含有改正社会之意义。其最小限度，亦当含有批评社会之性质，易言之，即指摘人事中之一部分，而使观者觉悟其事之错焉。故戏剧必须有主义，无主义之戏剧，尚非目前艺术幼稚之中国所亟需也。”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更明确地说：“为弱者鸣不平，这是我从事戏剧以来一贯的主张。什么‘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至上主义，以及‘为恋爱而恋爱’的恋爱至上主义，我觉得在中国电影里，尚属第二乘说法。所以我的觅取题材，往往打从替穷苦人叫屈的各方面着想。”

二，主张面向多数人，以通俗为主。他认为：“我们以为照中国现在的时代，实在不宜太深，不宜太高。应当替大多数人打算，不能为少数的知识阶级打算的。”又说：“业影剧者，即无公家津贴，则为营业计，又不能不迎合观众心理。况一影片之出也，若徒与少数知识阶级观赏，则大多数之男女，既不及为观此片而读起书来，求与知识阶级程度相等，岂非惟莫明其妙与不克观赏二者而已耶？”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通俗呢？他提出首先在题材内容上要“非贵族化”，即要反映和表现普通平民、劳动大众的生活；其次在艺术表现上，故事要好，情节要曲折，有刺激性，立意要浅显明白。他说：取材“最好取得戏里面常常有风波、反反复复、高低起伏要来的多……最好取材要取得看看很浅显明白，想想却意味深厚，把一本戏的主义插在大部分情节里面，使得观众在娱乐当中得到深刻的暗示。”

郑正秋的上述制片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主张有一定教育作用的通俗大众化的商业电影制片思想。这是在中国儒家文化载道、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观念熏陶下，他作为艺术家的责任感和作为制片商的求实精神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也反映了当时电影发展的历史条件和要求。郑正秋的制片思想不仅指导着明星公司的影片制作，对他同时代的人和后来者，也产生了影响。

郑正秋不仅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商业制片思想，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体现他制片思想的影片模式即通俗社会片。继《孤儿救祖记》之后，在1924年至1927年上半年之间，郑正秋编剧或自编自导共创作了十余部影片。按题材内容这些影片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家庭伦理片，一类是以妇女问题为题材的影片。郑正秋的家庭伦理片虽然像《孤儿救祖记》一样，目的在于宣传和提倡传统的伦理道德，但由于创作者注意“为弱者鸣不平”，常常从下层劳动群众中选取素材，就使其中有的影片具有一定的客观现实意义。如《好哥哥》(公元1924年)，影片讲述的是乡民刘德胜被迫充当炮灰，为军阀卖命，自己的家乡却毁于战火，妻子惨死，两个幼子只好相依为命外出逃难的故事。影片意在表现兄弟情，却也表现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盲孤女》(公元1925年)前半部分就描述了失业工人李炳生贫病而死，前妻的女儿翠英因生活所迫和后母虐待，到丝厂做工，备受工头欺凌。据当时的评论记载，这部影片可能用了实景拍摄：“厂中女工，有幼年童工多人，立沸水锅边做捞茧之工，示工厂中关于童工工作之大概。"这大约是第一次把我国上世纪二十年代工人的悲惨生活真实地映现于银幕之上。

妇女问题题材，郑正秋在从事新剧活动时就很重视，这一时期也编导了《玉梨魂》(公元1924年)、《上海一妇人》(公元1925年)、《小情人》(公元1926年)、《挂名夫妻》(公元1927年)、《二八佳人》(公元1927年)等八九部之多。在这些影片中，他从童养媳、抱牌位做亲、寡妇守节、纳妾蓄婢等多种角度揭露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和婚姻陋习，表现了他对被压迫、受欺凌的妇女的同情。不过，他所描绘的妇女形象，大多逆来顺受，等待别人救助，缺乏反抗精神，结局往往是在维护男权中心的前提下妥协。这也表现了他思想的局限。

总的来看，郑正秋这一时期创作的影片，较之《孤儿救祖记》似乎没有大的突破，但它们巩固了《孤儿救祖记》所开创的局面，扩大了通俗社会片的影响。如同1914年新剧中兴带来剧烈的商业竞争一样，1923年《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也吸引了大批投资者。1925年天一影片公司成立，接着长城、神州、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纷纷成立。在制片业兴盛的同时，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一时民间故事片，一时稗史古装片，一时武侠片，争先恐后，浪潮叠起，粗制滥造，每况愈下。起初，郑正秋和明星公司还坚持比较严肃的制片方针。到了1927年，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社会大动荡，市场缩小，人们也失去了对含有道德说教意味的通俗社会片的兴趣，郑正秋和明星公司也只好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了。从1927年下半年到1929年末，郑正秋编导影片十五部，大部分是侠男义女之类的武侠片、侦探片。而明星公司摄制的多集片《火烧红莲寺》，更掀起一股竞拍武侠神怪片的浪潮。郑正秋已经看到明星公司以及整个制片业面临的危机，但却无力挽回。直到1932年，由于“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民族民主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对老一套的武侠片、伦理片、爱情片失去了兴趣。舆论的不满、上座率的下跌、联华公司新派影片的出现，迫使明星公司不得不改弦更张。为了摆脱困境，寻找出路，明星公司三巨头～～张石川、郑正秋和周剑云，接受洪深建议，聘请左翼文艺工作者夏衍、郑伯奇、阿英为编剧顾问。夏衍等人真诚地与张石川、程步高等导演合作，编写剧本，陆续推出了《狂流》、《春蚕》、《脂粉市场》、《压迫》等具有鲜明进步倾向的影片，使明星公司的电影创作出现新的局面，也为整个影坛带来了新的气象。

在这次变动中，郑正秋态度积极，对夏衍等人参与明星公司影片创作热诚欢迎。他在第二年5月发表的《如何走上前进之路》一文中，热情地肯定了左翼文艺工作者的积极作用：“前进批评家的努力“，”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双时代的大手，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明确地提出以”反帝、反资、反封建“作为电影界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表示要学习新知识，”多多的研究前苏联的作品“，初步接受了左翼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影响和创作主张。表现在创作上，就是他与夏衍、洪深等人合作，集体创作了进步影片《女儿经》和《热血忠魂》，还推出了他自编自导的优秀作品《姊妹花》。

《姊妹花》是郑正秋根据自己的两幕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拍摄的。影片通过一对孪生姐妹大宝和小宝的不同遭遇：一个成了师长太太，作威作福；一个沦为奶妈、仆人，受压迫，受欺凌，鲜明生动地揭示了阶级不平等以及阶级压迫的不合理。影片情节曲折，以情动人，再加上由当时著名影星胡蝶同时兼饰大宝、小宝两个人物，更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趣味性和观赏性。因此，1934年初《姊妹花》一公映即引起轰动，在首轮影院连映六十日，在二轮影院连映四十余日，在国内发行到十八省五十三个城市，国外则有六国十个城市，总收入达到二十余万元，创造了国产片营业收入的空前纪录，也使得因购买有声片设备、为争夺《啼笑姻缘》拍摄权打官司而正处在财政困境的明星公司，如涸泽之鱼忽得汪洋之水。

影片《姊妹花》标志着郑正秋在电影创作上有了新的突破，达到了新的高度。人们期望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然而，不幸就在《姊妹花》激起的热浪刚刚平息时，1935年7月16日晨，郑正秋因病去世了，终年四十六岁。谢冰心女士当时在一篇悼文中说：“在整个电影界，以至整个艺坛上，这是山颓木坏，何等不幸的惊耗！受到重大损失的，岂但就只明星公司！“由此可见，郑正秋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郑正秋是中国早期电影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一生共编导了影片四十余部，以平易通俗、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获奖情况及主要作品：

编导故事片：

《难夫难妻》(公元1913)　　　　　　　《小情人》(公元1926)

《一个小工人》(公元1926)　　　　　　《血泪碑》(公元1927年)

《杨小真》(公元1927年)　　　　　　　《二八佳人》(公元1927年)

《黑衣女侠》(公元1928)　　　　　　　《侠女救夫人》(公元1928)

《血泪黄花(上集)》(公元1928)　　《刀下美人》(公元1929年)

《血泪黄花(下集)》(公元1929年)　　　《战地小同胞》(公元1929年)

《桃花湖》(公元1930年)　　　　　　　《红泪影》(公元1931年)

《玉人永别》(公元1931年)　　　　　　《自由之花》(公元1932年)

《春水情波》(公元1933)　　　　　　　《姊妹花》(公元1933)

《女儿经》(公元1934，有洪深、张石川、沈西苓合作)《再生花》(公元1934年)

导演故事片：

《梅花落》(公元1927年)　　　　　　　《白云塔》(公元1928)

《碎琴楼》(公元1928)　　　　　　　　《热血忠魂》(公元1935，与张石川、徐欣夫、吴村等合作)

电影剧作：

《滑稽大王游华记》(公元1922年)　　　《张欣生》(公元1922年)

《掷果缘》(公元1922年)　　　　　　　《大闹怪剧场》(公元1923)

《孤儿救祖记》(公元1923)　　　　　　《玉梨魂》(公元1924年)

《苦儿弱女》(公元1924年)　　　　　　《好哥哥》(公元1924年)

《早生贵子》(公元1926)　　　　　　　《盲孤女》(公元1925)

《上海一妇人》(公元1925)　　　　　　《小朋友》(公元1925)

《最后之良心》(公元1925)　　　　　　《挂名的夫妻》(公元1927年)

《山东马永贞》(公元1927年)　　　　　《侠凤奇缘》(公元1927年)

《车迟国唐僧斗法》(公元1927年)　　　《大侠复仇记》(公元1928)

《火烧红莲寺1》(公元1928)　　　　　《美人关》(公元1928)

《女侦探》(公元1928) 《新西游记》(公元1929年)

《倡门贤母》(公元1930年) 《恨海》(公元1931年)

表演：

《滑稽大王游华记》(公元1922年)　　　《掷果缘》(公元1922年)

《苦儿弱女》(公元1924年)　　　　　　《诱婚》(公元1924年)

郑孝胥：(公元1860～1938年)，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省闽侯人。著名近代诗人，书法家，亲日派汉奸。

郑孝胥在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中举人。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清光绪十七年，东渡日本，任使馆秘书。次年升日筑领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光绪二十年归国。历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督办广西边务，在龙州任边防督办两年，颇有业绩，曾创立边防武建军左右八旗营黄两千余人，为保卫中国南疆作出过贡献。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郑孝胥为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清亡后，以遗老自居，先有楼在上海，题海藏楼，寓居于此鬻书自给，常与遗老辈相唱和。最后叛国，追随日本侵略者，从溥仪出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充当汉奸，鼓吹“皇道政治”，大节有亏，功不抵罪，卒被掩盖，其书法、诗文、经著、功绩不为人所颂，此乃千古纲常名教大事，足见人的大节，远重于一切，古今一辙。连旧时朋辈，如陈衍、昌广生等，都和他绝交。郑孝胥与陈衍都是闽派诗的首领。

晚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在北京时，郑孝胥与陈衍标榜“同光体”。陈衍论道光以来诗，区分为“清苍幽峭”、“生涩奥衍”两派，把郑孝胥列在清末前一派之首。郑诗学古趋向，在于谢灵运、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元好问诸家，它的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其代表作为《海藏楼杂诗》，名句如“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等。当时影响较广，但后来往往是“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

郑孝胥书法工楷、隶，尤善楷书，取经欧阳询及苏轼，而得力于北魏碑版，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豪放，可与陈宝琛并驾。李宣袭、周达号承传他的诗学衣钵。林庚白指出：“孝胥诗情感多虚伪”。晚年立身一败，便不再为诗坛所齿及。著有《海藏楼诗集》十三卷等传世。

郑孝胥与天津有较深的因缘。公元1885～1886年他由岳父北洋水师学堂吴赞成介绍，投奔直隶总督李鸿章，入幕随侍洋务。1923年，他任清室小朝廷内务府大臣后，随侍天津，一直到1931年。此间他曾在国民饭店20号房间、广东路162号楼居住过，时间最长的便是山西路耀华里。起初住在耀华里第五弄口62号。1929年1月29日，他把家眷从上海移居天津。由于家庭人口较多，故又迁居于耀华里51-52号居住。

郑孝胥早年就以干练著称，入值小朝廷后，对政务颇多建树。其一是易朝服，改变原有礼服，百官参用列国通行之式，着西服；其二处理外事活动，与日本、英国等皇室建立联系；其三劝刻图书，设书局、选人材，将清朝各代治国大事编为专书；其四参与社会捐助活动。1930年陕西受灾，清室捐赠贵重皮衣百余件；1931年东南水灾，溥仪最初意以所藏书画助赈，郑孝胥认为不如捐房产。当时清室在津有三处房产：一为摄政王所居之英租界庆王府，二为永平里，三为日租界吉野街井上医院。最后将医院捐出。当时《大公报》刊登图片，命题“天下谁能继者”，此举不凡，果然引起民众对清室小朝廷的注意。

郑孝胥在津期间，还为清室处理了两件棘手之事。首先是“东陵盗宝”案。1928年，国民党第六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掘清东陵，将乾隆、慈禧等墓盗窃一空。8月3日天津张园得到信息，溥仪立即召见王公大臣，哀恸良久，并议论善后办法。当时各王公大臣多无主见，郑孝胥推荐与晋军处理此事的丰玉玺有世交的前清冀州知州金良骥派往东陵查办。随后又推荐国民党京津卫戍司令部参事张彪之子张学骥前往与清室王公宝熙接洽。但是，善后结果未能达到清室的满意。1929年10月18日溥仪拟旨，敕载涛、载泽、载瀛、载润往见商震，请求严办东陵盗宝的祸首。其次是“淑妃离婚”事。1931年8月皇妃李文淑以“不堪虐待，欲诉法庭”为由，委托律师张绍曾面见溥仪，要求离婚。当时溥仪束手无策，立召郑孝胥处理此事。郑孝胥在双方之间几经周旋，后为溥仪献上两策：“初议给淑妃宅别居，以收束不声张”。后见淑妃意志坚定，遂又奏“必欲离异，宜谕以不嫁归母家，则仍可给养赡以终其身，否则听之”。淑妃经劝说同意不嫁，归母家依兄侄而居。在郑孝胥的劝说下，溥仪送淑妃三万元，并贿赂律师将此事办理。其目的是为了保全溥仪的名声。

在天津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生活，郑孝胥毅然放下他那士大夫清高的态度，投资入股天津的一些产业。郑孝胥在上海时就曾入股商务印书馆，到天津以后最初投资于由周学熙等人开办的启新洋灰公司。1927年5月29日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上海先施公司股东黄文谦来到天津，筹办天津中原公司。在他的劝说下，郑孝胥同意入股千余元。1929年6月英国人罗斯准备在天津办一报纸为《世界诚报》，郑孝胥入股三千元，后又借款四千元。该报于1930年1月出版，报社地点在天津日租界，总编辑为朱志钧。

郑孝胥在津期间除当值清室政务外，闲暇时间很多，除写字、作文、书匾以外，还有以下活动：一为逛商场，常去的商场有天祥商场、中原公司、泰康商场；二为听戏剧，常去的剧场有天华景、春和戏院、奎德社、泰康戏楼、中原戏楼等，除看京剧、评戏外，还爱听曲艺，他对北方曲艺艺人刘宝全、王佩臣多有美誉；三为赴饭局，作为一介社会名流，郑孝胥在津常为人聘请出席饭局，常去的饭馆有松竹楼、百花村、致美斋等；四为搜集古董，常去的地方有大罗天、文美斋、静文斋等，有时他还书扇几把托人代卖；五为游历公园，当时天津有数十处公共园林，郑孝胥作为诗人，当然喜欢山林之气。他去的园林有俄国花园、荣园、天津公园、李公祠、八里台水面、西沽桃花堤。常去的有两处即俄国花园和荣园。俄国花园地处俄租界，地点在今河东区十一经路沿海河岸边一带，其地原为清朝乾隆行宫柳墅行宫的一部分，故又称为“柳墅公园”，郑孝胥到此不下二十多次，称“此园为津沽最胜之处”，并作《柳墅公园》诗为纪。荣园又称李善人花园(今天津人民公园)，此地位于德租界，占地百余亩，以芦花为最胜。他到园数十次，并与园主李士鵴十分友善。李士鵴去世后，诸子不窥园，他为振兴园林，亲为园内名景题辞，如挹清堂、淼薮、柏岭、苇湾、因树榭、舞叶楼、宛在亭、身云洞、凸桥、诗趣轩、舫斋、松径、药圃等，还作《李园十咏》之诗。此外还有一件值得提到的事，郑孝胥计划在天津捐募一座大佛寺。1927年6月23日他对王揖唐建议：“天津繁盛若此，而无一大佛寺。今宜乘此时倡建巨刹，募捐五十万，以祈太平。”他还建议由王揖唐出面，找段祺瑞、曹锟、陆润庠等达官贵人参与捐募，不知为何此事最终没有促成。

郑孝胥在天津办的最大的一件事，也是在津期间一直筹划的大事，便是帮促“清室复辟”。复辟为流亡清室的一件头等大事，作为权臣郑孝胥当仁不让，在津期间经常为清室召对，研究复辟大计。1925年3月14日郑孝胥应召，溥仪言“将来国号，即称中华帝国亦无不可”，郑听后揣摩此说为徐良所荐，内容沿袭康有为的旧说。于是他说：“俟他日讨论此事。”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逝世，溥仪初欲赐恤，但郑孝胥加以劝阻，说：“德宗赍志抑郁以终，实受康有为之害。戊戌之狱，他日当付朝议定之。”听了劝阻后，溥仪遂罢。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清室曾派刘骧业、郑垂(郑孝胥之子)前往东北与日寇商量“满蒙独立”事宜。事变爆发后，又派人到东北抓紧协商。当时一些清室旧臣迫不急待，罗振玉、周善培等人敦促溥仪颁布手谕，而郑孝胥却表现沉稳，静观时局。他对溥仪说：“天时人事辗转相乘，至有今日，愿以定静处之。躁进者，必损盛名，宜以敬慎相戒。”但是，溥仪仍然不能沉稳，手书驻津日本军司令部。10月22日日本驻津副领事来访，告郑孝胥说：“日本司令部已得到溥仪亲笔信，云‘居津不安，恐有危险，仍欲离天津，请设法保护’。”郑于翌日面见溥仪，奏言“但处以静默可矣”。但是，满州国是日本侵略军导演的一场闹剧，演与不演已由不得清室了。在日本军的协助下，1931年11月11日郑孝胥与溥仪乘日本军舰比治山丸号由塘沽逃往东北，走上了卖国求荣之路。就在郑孝胥离津前的10月19日，他还应邀参加中原公司召集的“九九重阳”中原酒楼登高会。当时他赋诗一首：“登高已复七重阳，从径壶餐岁月长。何事与人说时命，残年犹遣待苍苍”。自1925年随侍天津已历七年，但后来的命运如何？他也茫然不知，这首诗也可算作他在天津的一段总结吧。

郑文焯：(公元1856～1918年)，字俊臣，号小坡、叔问、大鹤山人，又号冷红词客，他自称高密卷氏，是诡托卷康成后代。奉天人(今辽宁铁岭)，隶正黄旗汉军籍。著名清朝文学家。

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生。父郑瑛棨，字兰坡，曾在同治初(公元1862年)任陕西巡抚，一门鼎盛。兄弟十人。清光绪乙亥(公元1875年)他在乡试中举。后来喜爱吴中湖山风月胜景，旅居苏州，为巡抚幕僚四十余年。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中举，曾官内阁中书。因多次会试不中，遂绝意进取，弃官南游，旅食苏州三十余年，历为前后巡抚之幕客，经常和名士往来，谈艺论词。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先后辞绝清史馆纂修及北京大学的教授之聘，以行医鬻画自给。

郑文焯毕生致力于词，名列“晚清四大家”。尤精词律，“深明管弦声数之异同，上以考古燕乐之旧谱。姜白石自制曲，其字旁所记音拍，皆能以意通之”，于当时讲求四声清浊之外，更欲进一步上推遗谱。曾取张炎《词源》一书，锐意笺释斟画，成《词源□律》一书，为清凌廷堪《燕乐考原》以后关于词乐的重要著作。其词学柳永、周邦彦、姜夔，尤其推重周、姜。作品务求高健清空，炼字选声，稳妥精丽，大都能做到“体洁旨远，句妍韵美”。然其内容，则比较贫乏，除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时少数作品如《登北固楼感事再和梦窗》、《秋恨》等抒发了国势日衰的忧思外，辛亥革命前之词作，多表现贵公子和幕客的落拓、闲适、感伤情绪，辛亥革命后的作品，则多抒发其遗老的故国之思。

郑文焯工尺牍，兼长书画。又精于音律。到民国时期，居住上海，专精医学，行医于汉口路福利公栈，兼卖书画以自给。北京大学函聘他为文史教授，他却谢绝。曾在除夕画一老梅枝上数萼，忽生横枝，悬大红爆竹，是未经人画之景，题为“春色春声”。某军长见而喜爱，愿以巨资购买，请题双款，他也不答应。他于六十二岁时逝世于吴门(今江苏苏州)。1918年春卜葬于光福邓尉。郑逝世后五个月，朱古微、梁任公(启超)、叶玉虎等八人上书内务总长钱能训，致函江苏省长转吴县知县，请他们保护郑墓，可见影响之大。

郑文焯的文学作品以词为特长。词集有《瘦碧》、《冷红》、《比竹余音》、《苕雅余集》等。其后删存诸词集为《樵风乐府》九卷。仁和(杭州)吴昌绶并收集其生平著述，如《说文引经考故书》、《扬雄说故》、《高丽好太王碑》、《释文纂考》、《医故》、《词源斠律》、《冷红词》、《樵风乐府》、《比竹余音》、《苕雅余集》、《绝妙好词校释》、《瘦碧词》、合刊为《大鹤山房全集》。

郑文焯著的中医书有《医故》一书。收入经方中精要近夏天者，辨其本末；又取经籍传注所记杂家言，疏通证明。然它持论怀疑《灵枢》、贬低张机的方，未为至当，但能追溯方术源流辨别古籍真伪，还是医林仅见之作。郑文焯自许“医术只是余技”。然而所著《医故》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见地殊属不凡。他的考据功夫，可与黄元同、冯梦香相比。

郑　译：(公元540～591年)，字正义，荥阳开封人(今河南开封)。著名北周、隋朝音乐学家。

祖父郑琼，北魏时曾任太常卿。父郑道邕任北周司空。郑译以旧恩在北周宣帝时任内史上大夫，封沛国公。杨坚掌握北周朝政后，郑译为上柱国、相府长史。入隋，曾出任隆州刺史、岐州刺史。

郑译作为周、隋之际的一位音乐理论家，对乐律学并不十分精通；但善弹琵琶，注意音乐问题，并能躬亲务实。学术思想上虽然颇守汉以来的经师陈说，但也能介绍当时尚属新说的龟兹乐调与八十四调理论；虽与守旧派苏夔等人合作，却能力排何妥等废除旋宫转调的极端保守的乐议。因而，他能在历时冗长的“开皇乐议”中，留下了史乘中少见的较为详尽的若干乐律学重要史料。

郑译撰有《乐府声调》三卷(一称八篇。又《隋书?音乐志》所记郑译著述即为此书，则为二十余篇)，久已佚传。今存有关论述，均见《隋书?音乐志》。有如下重要材料：①两晋南北朝以来太乐乐府钟乐音阶的实际情况(即所谓“三声并戾”)；②苏祗婆及其龟兹乐调理论(五旦七声)；③被看作汉以来的七始、八音之说(七声音阶的合法地位之争与“应声”说)；④以五弦琵琶为据的八十四调旋宫学说。这些材料都是甚为宝贵的中国乐律学史料。

郑　虔：(公元685～764年)，字广文，河南荥阳人。著名唐朝学者、教育家。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唐朝广文馆博士郑虔陷没洛阳，后来逃回长安。由于奸臣进馋，皇帝认为他有附贼之嫌疑，于公元757年，年高七十二岁的郑虔被谪贬为台州司户参军。

郑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博士，他能诗善画，字写得很好，又会弹琴，而且又是星历家，医药学家，兵法家。杜甫有诗赞他：“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足见他的文才出众。郑虔逝世后，杜甫又有诗哭他：“文章扫地无。”认为他死了，就没有好文章了。

郑虔是一位穷官，杜甫有诗写道：“郑老身仍窜，台州信所传。为农山涧曲，卧病海云边。世已疏儒素，人犹乞酒钱。徒劳望星斗，无计劅龙泉。”又有诗云：“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他自己也有诗自嘲：“赖有苏司业，时时乞酒钱。”可见他为官的清廉，穷到极点。

郑虔到台州后，虽然已近晚年。当时被称为南蛮的台州穷乡僻壤，看见老百姓在愚昧落后中生活，便有心把进步的文化传授给台州人民。后来唐肃宗皇帝纠正了对他的贬谪错案，便召郑虔回京复职。临行那一天，台州的父老乡亲携酒送他上路，他觉得父老的情重，产生了惭愧的心情，决心试试台州百姓的智慧。当走到一个依山的小村子前，正当春季时节，山上长满密密的毛竹，嫩笋破土而出，布满山坡。他停下脚步，望着绿蓬蓬的毛竹林念了一句诗：“石压笋斜出”，念完后用目光浏览着送行的人群。忽然一个年轻人分开众人走上前来轻轻地接下联：“谷阴花后开”。郑虔听了不禁拍手叫好。直到那一天，他才深深地体会到台州地方并不像泛传的那样野蛮落后。文化的萌芽一直被压在磐石之下。他立即打消了回京的计划，决心留在台州，为广大劳动群众传授文化。郑虔即进表给皇帝，说自己已年迈，愿意留在台州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得皇帝恩准后，郑虔就是在台州首创官学，学馆就设在郑虔司户衙门内的户曹巷(即现在的台州宾馆至临海原第二百货公司后面的一条巷子)里。后来台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小村子改名“留贤村”。

台州的文化在郑虔的传授下，文风逐渐旺盛。管弘丝竹，读书之声，时有可闻。由于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过去落后愚昧的穷乡面貌。郑虔为台州人民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郑广文博士在台州传播文化整整八年，终于耗尽了心血，病逝于台州城内。

台州人民为了怀念这位多才多艺的老博士，在临海城关北固山上建立了广文祠、广文书院，又命名一条街为广文路，郑虔逝世后葬在大田白石村。

1997年8月2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郑虔墓为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以此来纪念这位到台州传播文化的先哲贤人。

郑　畋：(公元824～882年)，字台文，河南荥阳人。著名唐朝大臣。

郑畋的父亲叫郑亚，曾经担任过桂管观察使。郑畋出生在桂州，小名叫桂儿。当时的监军叫西门思恭。朝廷有命令，叫西门思恭去京城，郑亚在城北为他设宴饯行。郑亚因为自己年老了，将郑畋托付给西门思恭说：“将来你如果能照顾桂儿，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不敢忘了你！”说完流下了眼泪，西门思恭记住了他的嘱托。等到西门思恭当上了神策军中尉的时候，郑亚死了，西门思恭派人将郑畋找来，收养在家中。他很喜爱郑畋，对待他像对待自己的外甥和侄子一样，还请来教师教导他。

后来郑畋当官直至大将和宰相，是在唐朝末期最积极组织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宰相。他是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进士及第，曾任藩镇幕府。唐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入朝，累迁为中书舍人。唐咸通十年(公元869年)以作诏称旨为同僚推服，迁户部侍郎。唐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充任翰林学士承旨。后因事被贬为梧州刺史。

唐僖宗即位后，郑畋先后内徙郴、绛二州，复入为右散骑常侍。唐干符元年(公元874年)，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年，因反对招抚黄巢事与另一宰相卢携忿争，俱被罢相。

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郑畋任凤翔(今陕西凤翔)节度使。同年冬，黄巢攻入长安，唐僖宗出奔蜀。郑畋招集畿内散兵，顽抗义军。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败巢军于龙尾陂(今陕西岐山)，遂与京西北诸镇约盟，传檄天下，号召四方藩镇合兵围攻长安，为阻遏黄巢义军在关中的发展，竭尽气力。不久，部将李昌言发动兵变，逐郑畋，自为留后。郑畋被罢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唐僖宗召郑畋至成都(今四川成都)，复以司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军务。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唐僖宗将还京。当权宦官田令孜及其兄剑南西川节度使(今四川成都)陈敬瑄与郑畋不协；李昌言又因逐郑畋自代故，也不愿郑畋继续执政，三人合力排郑畋去位。

黄巢攻进长安时，西门思恭逃难到终南山。郑畋用家财高价招募勇敢的人，去把西门思恭找了回来，奉养在家中，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无微不至。后来西门思恭死在郑畋家里，郑畋将他安葬在凤翔西岗，墓地的松柏树都是他亲手栽植的。郑畋在他人排挤下失却官职，单身赴其子彭州(今四川彭县)刺史任所，不久病逝，也葬到了西岗思恭的墓地。当地官员们修建两个人的坟墓，以祭奠他们。在场的人没有不落泪的，都佩服他们二人的仁义。

郑　注：(生卒年待考)，本姓鱼，冒姓郑。著名唐朝尚书，

郑注出身微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青年时代为生活所迫，以医术游荡江湖。在唐宪宗元和末年，因给襄阳节度使李恕治病而被收用。后来，李恕徙迁为武宁节度使，又把他带到徐州。

由于郑注机智多辩，善揣人意，得到李恕的信任，开始参与一些军政要事。当时，节度使之下设有监军，全由宦官担任，作为皇帝的代表监督节度使。那时武宁的监军正是王守澄。他对李恕重用郑注很不满，企图让李恕把他逐出武宁军。郑注本来就无政治是非观，只知经营个人私利，见此就转而投靠王守澄，大得其欢心，从此又成了王的心腹亲信。不久，王守澄被召入朝廷任枢密使，把郑注带来京师。长庆宝历年间，王守澄专权朝政时，郑注为之献策出谋，干了不少坏事。

郑　谷：(公元849～911年)，字守愚，江西袁州任(今江西宜春)。著名唐朝诗人。

晚唐期间，湖南一位自号衡岳沙门的诗曾齐己写了一首《早梅》诗，携去江西宜春的仰山，向诗友郑谷求教。诗中有一联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看后说：“‘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说罢就将“数枝开”改为“一枝开”。齐己听他这么一说，又见他这么一改，深为佩服，“不觉下拜”，惊叹改用“一”字之妙，即称郑谷为“一字师”。从此，郑谷这个“一字师”的盛名便在士大夫中广为传扬，有关史籍也先后载入，一直流传至今。

郑谷其父郑史，其兄郑启，均为唐朝诗人。受父兄熏陶，郑谷七岁便能诗，“自骑竹之年则有赋”。当时著名诗人、诗论家司空图“见而奇之，拊其背曰：当为一代风骚主”。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郑谷考中进士，官至都官郎中，人称郑都官。他写的一首《鹧鸪》诗声名远播，因而又有“郑鹧鸪”之称。他与许棠、张乔、任涛等九位同辈人经常唱和往还，诗名颇盛，被誉为“芳林十哲”。

唐干宁年间，郑谷“独守义命之戒，而不牵于名利之域”，毅然归隐故乡的仰山，过着“好句未停无暇日，旧山归老有东林”的隐居生活。郑谷一生作诗不下千首；因曾“寓居云台道舍”，故称诗集为《云台编》，一名《宜阳集》，又叫《郑守愚文集》，共分上、中、下三卷。另着有《宜阳外编》、《国风正误》等书籍，有的著作已失传。《全唐诗》收入郑谷的诗歌共有三百多首。

郑谷所作的七律《鹧鸪》，脍炙人口，风靡一时。其诗曰：“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鹧鸪是一种羽色斑斓美丽的鸟，形如雌雉，体大似鸠，分布于祖国大陆的南方。其“鸣云‘钩辀格磔’是也”，俗称极象“行不得也哥哥”。古人常借鹧鸪的啼鸣来抒写迁客孤寂愁苦之状，游子思乡怀亲之情。

历代骚人墨客对郑谷的“一字师”和这首《鹧鸪》诗，均极为推重。有诗云：“早梅一字师，齐已谢不逮”；有诗云：“一字之师齐已拜，早梅开后独踟蹰”；有诗云：“一卷云台刚读罢，耳边疑听鹧鸪声”；有诗云：“读书堂侧老松枯，故址荒凉唱鹧鸪”；还有诗云：“何以鹧鸪诗，脍炙于千载”。元朝辛文房赞赏郑谷“尝赋鹧鸪，警绝”；清朝金圣叹称扬郑谷这首诗“深得比兴之遗”；沈德潜也说《鹧鸪》诗的“三四语胜于‘钩(车舟)格磔’也”，并称誉是“以神韵胜”。上海辞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一书也载文称，《鹧鸪》诗“终篇宕出远神，言虽尽而意无穷，透出诗人那沉重的羁旅乡思之愁”，赞许“诗人紧紧把握住人与鹧鸪在感情上的联络，鹧鸪而重在传神韵，使人和鹧鸪均融为一体，构思精妙缜密”。

在评论郑谷全部诗作的问题上，历代文人各抒己见。宋朝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郑谷“其诗极有意思，亦多隹句”，但他直言“其格不甚高”。童宗说的意见比较委婉，他称郑谷的诗“丰入而啬出之，论其格调虽不甚高”，但“要其锻炼句意，鲜有不合于道”。元朝辛文房的说法有点不同，他认为“谷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而明朝的叶涵云和费嘉树对郑谷的评价却显得很高；叶涵云把郑谷推崇为“有唐三百年，风雅雄一代”的重量级人物，费嘉树不仅称赞郑谷“骚坛树赤帜，群贤拜下风”，而且还说他的诗是与“李杜相颉顽，岂与郊岛同”的杰作。在清朝纪晓岚等人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有一说，谓郑诗“往往于风调之中，独饶思致”，但“汰其肤浅，撷其菁华，固亦晚唐之巨擘矣”。

然而，称他“风雅雄一代”也好，论其“格调不甚高”也好，不过都是各取一端，各执其词罢了。客观地讲，从“汰其肤浅，撷其菁华”的角度来看，郑谷在诗歌创作上毕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艺术成就，他的部分作品也确实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平楚干戈后，田园失耦耕”；他的“访邻多指冢，问路半移原”；他的“乱兵何日息，故老几人全”；他的“十口飘零犹寄食，两川消息未休兵”；还有他的“不会苍苍主何事，忍饥多是力耕人”等诗句，大都不同程度地揭露与批判了唐末衰败，人民涂炭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关心与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虽然难以与“李杜相颉顽”，但却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因而被后人称为晚唐“咸通后僖宗、昭宗时代的诗史”，实可称作“晚唐之巨擘”。郑谷的其它诗歌，或物，或别离，或感遇等篇什，也都风格清新通俗，轻巧流利，语言工丽。如《菊》中的“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如《海棠》中的“朝醉暮吟看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如《淮上与友别》中的“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如《席上贻歌者》中的“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再如《中年》中的“苔色满墙寻故第，雨声一夜忆春田”等吟，文笔优美，思致婉转，感情丰富，韵味深长，读后叫人赏心悦目，回味无穷。

宜春故乡的人们对这位晚唐著名诗人一向非常尊崇，曾将他与袁京(东汉时期出为蜀郡太守，为避兄难隐居袁州)、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曾被贬至袁州任剌史)、李德裕(唐朝宰相李吉甫之子，曾被贬至袁州任长史，后亦当上了唐朝宰相)、卢肇(原属宜春，后归分宜，江西历史上第一个文科状元)、易重(唐朝文科状元)排在一起，称作“袁州六先生”。在宋人祖无择建造的“韩文公(愈)祠”中，曾将郑谷的象画在东墙上，以供后人观瞻。在旧时代，宜春城南曾有一条街道名曰“鹧鸪路”，就是纪念“郑鹧鸪”的。近年来，宜春市大力开发修建人文景观。在2004年建成的袁山公园内，又以“郑鹧鸪”之名建起了一个“鹧鸪亭”。游客至此，大凡“一卷云台刚读罢”的人们，都会“耳边疑听鹧鸪声”了罢。

郑　邀：(公元866～931年)，字云叟，滑州白马任(今河南渭县)，著名唐末五代学者。

为了避后唐明宗祖庙讳，以字行世。少好学，敏于文辞。举进士不中，遂入少室山为道士。后徙居华阴，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友善，世称“三高士”。朝廷屡征不就，赐号“逍遥先生”后晋天福四年逝世，终年七十四岁。修史薛居正录其诗文为《拟峰集》传世。

郑大章：(公元1904～1941年)，合肥东乡撮镇人(今安徽肥东)，著名中国放射化学创始人。

郑大章的祖父郑国魁系淮军名将，于李鸿章有救命之恩。他的父亲郑伯衡，民国初年曾任内政部长和吉林省省长。童年、少年时期，郑大章生活在苏州、合肥、南京、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五四运动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坚定了他学好科学振兴祖国的信念。1920年秋，年仅十六岁的郑大章从北京高师附中毕业，便负笈西行，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通过了语言关后，1922年他考入巴黎大学理学院，并选择化学作为主攻方向。

其时，欧洲列强经济上仍处于上升阶段，某些短视的西方人盲目自大，看不起从贫穷落后的中国来的学生，郑大章不免受到歧视。殊料第一学年过去，巴黎大学数学会考，名列年级第一的竟是中国来的郑大章！中国留学生考得第一，是这所欧洲名牌大学从未有过的事，以致当地一家报纸竟打出“耸人听闻”的标题：《法国的数学危险了》。郑大章为中国争了光，在我驻法使馆的帮助下，他获得了来自国内的奖学金。在巴黎大学第五学区一个小旅馆五楼那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内，郑大章夙兴夜寐，苦苦攻读。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和实验室。

巴黎大学云集着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学者和科学家，郑大章在这里受到严格的基础知识的训练和名师的熏陶。他的导师中，有一位曾对他一生的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她就是原籍波兰的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她很欣赏这位勤奋好学的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学生，经常给予特别的指导。郑大章在取得学士学位后，立即来到学校的镭学研究所?居里楼，成为师从居里夫人学习放射化学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

居里夫人这位两获诺贝尔奖、热爱和平的伟大女性，一贯奖掖后学，诲人不倦。她既在精神上鼓励郑大章为自己落后的祖国争气，又以自己在科学上的真知灼见影响着郑大章，并手把手地辅导他做实验、写论文。仅1931年12月，郑大章即有三篇论文发表在法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1933年12月，以居里夫人为主席的巴黎大学理学院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郑大章的博士论文，郑大章获得法国国家理化博士学位。

一个月后，郑大章以年迈的双亲常在梦中，故乡的河山时时萦怀为由，向居里夫人辞行返国。居里夫人当然极力挽留她的这位中国籍高足，认为法国有一流的科研条件，今后可大展宏图。但在明了了郑大章矢志报国的决心后，她也就欣然同意。1935年初春，郑大章携自重庆大学来法攻读数学的长沙姑娘萧晚滨踏上归国的旅程。

在北平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郑大章和萧晚滨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蒋中正曾专门接见他们，并拨出一笔可观的休息费。但郑大章却企盼立即投入工作。新婚燕尔，他即应先他回国的学长严济慈(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邀请，筹建镭学研究所。

镭学研究所筹办之初，由严济慈兼所长，郑大章任副所长实际负责。所谓的“所”，实际上就是三间平房，缺人少钱短设备。刚届而立之年的郑大章，硬是凭着一个爱国青年的闯劲和一个科学家所具有的恒心和毅力，筚路蓝缕办起了镭学所。

镭是一种放射性金属元素，存在于些矿石和矿泉中，含量极为稀少。镭的放射性穿透力很强，可用来破坏物体组织并杀死细菌，治疗癌症，还能寻找石油资源，探索岩石成份，其应用十分广泛。为了开垦中国镭学和放射化学这块处女地，郑大章带着几个年轻人，查资料、订计划、找仪器、寻设备，辛苦奔波，反复实验，终使研究所初具雏形。例如，当时人们对锕系元素和铀-镭系元素并不十分清楚，郑大章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测定了沥青铀矿石中钋对铀的放射性比例，从而论证了铀锕系元素和铀镭系的放射性分枝比值。再如，实验中必需的铀矿石是郑大章通过比利时驻华使馆从其殖民地刚果托运来的。他的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和实验论文在中、法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他首创的“水法”找矿，国外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华北的一批汉奸受日本侵略者唆使，组织伪“政府筹备处”。王揖唐是郑大章祖父的表弟，1918年他出任众议院议长时，曾任用郑伯衡管理总务。故北平沦陷后王揖唐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力邀晚辈郑大章担任伪“教育部长”，不意被郑大章断然拒绝。1938年底，郑大章和助手、留法时师从居里夫妇女婿约里奥?居里的杨承宗等秘密离开日伪严密控制的北平，到上海租界中继续从事镭学研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从大量铀盐中分离制出很强的新β放射源，发现了β射线的吸收系数随放射源周围物质的性质而改变，由此形成背散射法鉴别不同支持物质其及厚度的理论。

1941年8月14日，郑大章于穷困潦倒中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于苏州，终年三十七岁。

郑律成：(公元1918～1976年)，朝鲜族，原名郑富恩，朝鲜全罗南道州人。著名国际主义战士、音乐家。

郑律成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原名郑富恩，后因酷爱音乐，改名律成。1933年，年仅十五岁的郑律成跟随三哥离开养育他的故乡，乘船到达中国南京，进入朝鲜抗日团体“义烈团”举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1934年郑律成毕业，留在南京从事秘密抗日活动，但他从未放弃对音乐的挚爱。

1936年春，郑律成谱写了他音乐生涯中的处女作《五月之歌》。离弦之箭，一发而不可收拾。自此，他的音乐才思如涌泉水，得以淋漓发挥。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挑起了“八一三”事变。也就在这一天，十九岁的郑律成结识了著名爱国音乐家、《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在与冼星海交往中，郑律成为这位年轻的音乐家的爱国风范所折服，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用美妙的音符坚持抗战的决心。郑律成来到炮火隆隆的上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也就在此时，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人杜慧君，他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深感这是自己所向往的地方。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郑律成背着曼陀铃，怀揣《世界名曲集》，踏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1937年10月郑律成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次年，又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延安城里礼堂开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歌颂延安》(即《歌唱延安》)，由郑律成和女高音歌唱家唐荣枚齐唱。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微笑地倾听着。唱完后，毛主席高兴地鼓了掌。演出第二天，中共中央宣传部要去了这首歌的词曲，后来经中宣部改名为《延安颂》。这首歌，在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却不翼而飞，迅速广泛地传唱开来，有多少热血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当时郑律成也没有想到这首《延安颂》有如此魅力。他后来回忆说：“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此时，郑律成还不满二十岁。

1938年8月郑律成从鲁艺毕业，来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担任音乐指导。不久，又创作了著名的《延水谣》，这是继《延安颂》之后又一首优秀的抒情歌曲。他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谱写出这首唱来既亲切，又新颖的歌曲。这首歌一经传唱，风靡延安，直至全国。

抗日战争时期，郑律成意气风发，年轻有为，谱写出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其中最有名的是《八路军进行曲》，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首歌是怎样谱写出来的呢？我国著名诗人、《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郑律成亲密战友公木先生作了如下回忆：

抗日战争时期，公木与郑律成有一段时间曾经同在一个部门工作，同住一个窑洞，同饮一桶水，同吃一锅饭，两人情长友深。公木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年轻诗人。两人在一起，有许多相似之处，经常交换看法，并且互相合作，一个写词，一个谱曲，相得益彰，合作的非常融洽。郑律成经常催促公木写词，并对公木说：“你是从前方来的，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歌唱吧！”郑律成进一步建议：“咱们也搞一部大合唱吧！”“什么大合唱？”“当然是《八路军大合唱》啦！”起初，公木有点胆怯，但在郑律成一再鼓励下，公木提出主题，点出题目：“军歌、进行曲、骑兵歌、炮兵歌，再添一篇快乐的八路军，岗兵颂也算一篇，总共七、八篇或八、九篇就够了。”公木切实感到歌唱八路军是文艺工作者的共同责任，文艺工作者虽然不能拿枪上前线，但可以为抗战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公木激情万丈，仅用了三、四天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这一组歌词包括《军歌》、《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子夜岗兵颂》、《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八支歌，要的就是这个“八”字。公木每写成一篇词，郑律成就拿去作曲。没有钢琴，手风琴也没有，只是摇头晃脑地哼哼着，打着手势，有时还绕着屋中摆的一张白木桌子踏步转游。经过几个月的艰苦作曲，组歌谱完了曲。郑律成对公木说：“给词作曲，如同为虎生翼。”公木说：“为虎生翼，不是一句好话。”他笑到：“不管它。咱们的虎，是吃日本鬼子，吃反动派的虎。生了翼，更凶、更猛、更厉害，有什么不好？”郑律成和公木两位亲密战友在合作完组歌的词曲任务后，因为工作调动，暂时终止了合作。郑律成调到鲁艺音乐系做教员去了。郑律成虽然离开了抗大，但他谱写的乐曲却在抗大师生中传唱开来：“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1939年秋冬之际，嘹亮的歌声在延安的宝塔山上、延河水边回环荡漾。这年冬天《八路军大合唱》正式油印成册，并在中央大礼堂组织过一次专场演唱会，郑律成亲自指挥，雄壮的军歌震撼了大礼堂，人们沸腾了。军歌由此传唱到塞北高原，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鼓舞着八路军健儿奋勇杀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在延安的朝鲜族同志，终于盼望到能够回到离别许久的祖国怀抱。郑律成思乡心切，心儿早已飞向祖国。全体朝鲜同志在离开延安前在罗家坪合影留念。郑律成夫妇简单地收拾行李，带着两岁多的女儿，随大队人马，披星戴月，昼夜兼程，风尘仆仆奔向祖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郑律成回到他战斗过的中国，随即加入中国国籍，定居北京，继续从事音乐创作。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以空前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新的音乐创作中。抗日战争时期，他把简单的音符组合成震撼心灵的雄壮乐曲，鼓舞着全国人民奋勇抗敌。而此时的郑律成仍然用美妙的乐曲歌颂着新中国的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乐曲，这些乐曲几乎占他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三。正当他满怀壮志，全身心地投入创作的激情中，“文化大革命”扼杀了他全部创作灵感。

1976年10月，一场噩梦终于结束。郑律成欣喜万分，长期积压的创作激情如同火山喷发，他竭尽全力挽回过去的损失。然而在1976年12月7日，当他冒着风雪从张家口看完京剧回到北京后，突发脑溢血，带着他那壮志未酬的一腔宏愿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九岁。

1988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将《八路军进行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并将它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首威武雄壮、高亢嘹亮的乐曲，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再到共和国建设年代，鼓舞了千百万中华儿女为民族的独立、祖国的强大，走向战场，走向边疆。

郑律成用他热血青春、音乐天才，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谱写了一首首鼓舞人心、斗志昂扬的乐曲。他把美妙的音符化作战斗的武器，在打败中朝两国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维山：(公元1915～2000年)，河南新县泗店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7年黄麻起义后加入童子团，任分队长，后调任赤卫队副政治指导员。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炮兵连、通信队政治指导员，红九军第八十一团政治委员，红二十七师政治委员，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八十八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11月参加西征。转回延安后，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主任军事教员，教导团政治委员、团长，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巩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张家口卫戍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三纵队司令员，1949年春任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军长。率部参加了冀热察战役、平津战役，率部参加了解放太原和进军西北的扶眉、兰州、宁夏等重要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参与指挥第五次战役、开城保卫战和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回国后，1954年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是第三、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5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著有《从华北到西北》、《制敌死命、迫敌妥协》等回忆录和军事论文。

郑　国：(公元1919～1983年)，湖南石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西游击队副队长，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营特派干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第二后方医院四所政治指导员，军委供给部秘书，新四军四师组织科副科长、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五纵组织部部长，第六纵教导团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军需学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四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参加了苏中、莱芜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炮兵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炮兵师政治委员，福州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1969年到1973年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福州军区政治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3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郑三生：(公元1916～1990年)，江西石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营青年干事，第十三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连政治指导员、营副政治教导员、副营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团营长、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四旅十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第二纵队四旅参谋长，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1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郑大林：(公元1908～1968年)，曾用名郑自其，河南郑州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7年入冯玉祥部当兵，1929年在吉鸿昌部当班长。因受地下党员副连长教育，1930年随部在商城与红军作战时，带领二十二人投奔红军。被编入商城特务营一连任排长，后调任皖西北特区保卫局军事教员、商城煤矿工人纠察队队长、商城独立团九连连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十二师特务营一连连长，红九军十二师三十四团连长、副营长，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三分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西路军供给部军事教员。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西路军失败后，遵照组织决定，从甘肃赴延安，途中被捕，押至甘州附近借机脱险，在榆中县被国民党军邓宝珊部抓去当兵。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回到八路军第三五八旅，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任抗大教育干事，抗大第一分校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一营营长，第三旅九团团长，渤海军区直属团团长，山东军区警备六旅副旅长，参加了卫家堡战斗和胶东反顽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十七师副师长，东北野战军三纵九师师长。参加了攻打长春、保卫四平、叁下江南、攻打城子街、德惠、北吉林、团子山、万金山、公主屯、战斗和解放辽阳、鞍山及辽沈、平津、衡宝、海南岛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历任第二十五步兵学校校长，军事体育学校校长，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68年6月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六十岁。

郑友生：(公元1912～1991年)，湖北孝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十师特务连分队长、中队长，第二十八团副营长，第十一师三十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旅卫生部政治委员，新四军三师八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苏北军区涟东县独立团团长兼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特务团团长，第九十师副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三十军九十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巡防区政治委员，厦门水警区政治委员，舟山基地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4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郑本炎：(公元1918～1997年)，湖北大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师部特务员、测绘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连政治指导员、团部参谋、副营长，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营长、副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二纵四师十一团团长，第四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处主任，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第一纵队队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大学直属纵队纵队长、大队长，第二十二步兵学校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1960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后历任广州军区干部学校校长，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顾问。是第四五届全国代表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7月30日因病在西安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郑汉涛：(公元1915～1992年)，浙江慈溪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任上海长城机制砖瓦公司工务副主任。1937年入陕北公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工程科科员，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军工部工程科科长、工程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军工程部工程处处长，华北军区兵工局副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兼华北军政委员会兵工局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计划司司长、部长助理，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计划财务司司长兼动员计划司司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秘书长、副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顾问。

1962年由三机部副部长改任国防工业办公室秘书长时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2年12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郑旭煜：(公元1914～2002年)，江西瑞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十师三十团通讯员、宣传员、指导员、干事，第一师三团特派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期间，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二团营政治教导员，军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事，第团总支书记，二区队政治处主任，河北易县保满支队副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狼牙山战役”和沧州、正太、保北、易县等战斗百余次。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旅旅政治部主任，第二纵队随营学校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步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先后参加了绥远、徐水、清风店、跑马泉、平地泉、石家庄、张家口、宣化、阳泉、大同、集宁、杨柳青和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纠察总队政治委员，公安第二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河北省国防工办主任，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2年6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郑国仲：(公元1913～1992年)，湖北黄安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三团排长，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连长，师政治部交通队队长，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营长、团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1941年入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后任太行军区三分区副司令员，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支队支队长。率部参加著名的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战斗以及响堂埔伏击战，参与开辟、巩固和扩大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取得了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的胜利，率领参加艾埔、石匣、苏亭、林南等战斗，特别是在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中，作战勇敢，荣获八路军一二九师二等奖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九旅旅长、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了上党、邯郸、陇海路、定陶、鲁西南、淮海、渡江、进军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海军训练基地司令员，东北舰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参与组建海军某基地，致力于海军装备科研事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1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郑贵卿：(公元1911～2002年)，湖南平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政卫连排长，闽赣军区独立十二团连长，闽西南游击队队长，游击第三支队三大队大队长，第三支队副支队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营长、第一支队一团营长。1941年皖南事变突围后，任盐城保安团团长，建阳总队参谋长，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副团长，第三师特务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五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一四七师师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公安部队师长，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2002年9月29日因病在长沙逝世，终年九十一岁。

郑效峰：(公元1916～1993年)，原名郑德风，湖南耒阳蔡子池乡郑家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朱德上井冈山，任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司号员，1931年任十师政治部青年干事。当时是活跃分子，海军舞跳得最好。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在长征中负伤，罗瑞卿坚持要部队抬着郑效峰行动，才没留在当地养伤。到陕北后，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保卫科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一局政治指导员，三局通讯大队政治教导员。1942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延安军政学院二队队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保卫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七纵二十旅五十八团政治委员，辽宁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临江、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九师政治委员，公安部队干部部部长，广东军区干部部部长，公安军内卫学校校长。1961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任工程兵学院副院长。1968年到1975年任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1975～1981年任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11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郑　惕：(公元1923～2002年)，山东临沂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山东临郯费边区联合办事处书记，山东纵队粮秣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十二支队民运员，苏鲁支队民运员，山东岸堤抗日寇政干校和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学员、分队长，苏鲁豫皖第一纵队巡视团团员，苏鲁支队宣传队教员、营特派员、锄奸干事，1942年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干部便衣队政治指导员，鲁南军区第三武工队副队长兼峄县齐村区委书记、鲁南军区第一武工队队长，1944年任铁道大队副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白彦战役、鲁南反顽战役和数次战斗，为开辟和巩固鲁南、津浦和临枣铁路两侧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南铁道管理局兖(州)徐(州)段段长，侦察科科长，徐州市委社会部部长、市委委员，鲁南军区第一六团政治委员，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军法处处长等职。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边防保卫局副局长，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副师长，公安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边防处副处长，公安军司令部边防处处长，总参警备部边防处处长，公安部四局副局长兼边防处处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部副参谋长，第二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顾问、副参谋长兼科技部部长，第二炮兵副司令员等职。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安定，为公安部队和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9月1日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4月退役。

2002年9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郑文翰：(公元1920～2006年)，河南洛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8年参加八路军，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总校区队长，八路军三五九旅营政治教导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处主任，第四野战军团政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部副主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政治部主任、副秘书长。回国后，历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办公室参谋，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战士出版社》副社长，军事科学院办公室主任、副院长。1985年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1988年9月被16日授予中将军衔。

2006年1月8日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七岁。

郑介民：(公元1897～1959年)，字杰夫，广东文昌人。著名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

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

郑介民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接替死去的戴笠任军统局局长。

1935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1941年升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1943年2月10日随蒋前往开罗参加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负责警卫工作，担任少将，1946年兼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代表，改任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

1949年逃往台湾后，历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国家安全局局长、总统府战略顾问。1954年7月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病逝于台北，终年六十三岁，时任国安局局长。1959年12月31日追晋为一级陆军上将军衔。

郑为元：(公元？～？年)，著名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1969年7月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军衔，1969年7月～1972年4月任三军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

1972年6月～1975年4月历任联合勤务总司令，1978年6月～1981年6月出任国防部副部长，1979年～1981年11月担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1987年4月～1989年11月担任国防部部长。

郑洞国：(公元1903～1991年)，字桂庭，湖南石门商溪河人(今湖南石门磨市镇)。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

郑洞国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四岁起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八岁读私塾，十七岁中学毕业后考入长沙商专。受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毅然投笔从戎，考取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25年毕业后分配到军官教导团二营任连党代表，参与了东征和北伐战争。在淡水北之惠州攻城战中，作战勇敢，率先入城，在黄埔学生军中崭露头角，被提升为营长。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八团团长。1927年蒋中正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将自己的命运与蒋中正连在一起，走上了背向人民的道路。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1933年，郑洞国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战役，与日军浴血奋战，给日军以重创。“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他又首先率第二师参加了平汉路保定会战。1938年3月，郑洞国率第二师参加了徐州会战，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战功显著，升为第九十五军军长，后率部参加武汉会战。1938年底，郑洞国任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第十一军(后改为第五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次年12月，他率部参加昆仑关战役，指挥荣誉第一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同日军血战二十余日，迭克要点，两度攻入昆仑关。昆仑关战役后，郑洞国升任新编第十一军军长，旋改第八军军长，率部参加鄂西会战，并担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之久，多次击退日军进攻。

1943年春，郑洞国参加中国远征军被派往印度担任新一军军长。5月中旬，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的战斗打响。密支那是日军缅北作战的大本营，城里城外、地面地下均修筑了永久性坚固的防御工事。日军借此拼死抵抗，致使密支那久攻不下。7月上旬，郑洞国前往密支那指挥作战。他亲临前线，认真观察、分析守城日军的防守特点。见日军依托工事，以逸待劳，打不了就躲进地下，于我不利。于是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7月7日，中国军队发动全面攻击，使用密集炮火，对敌进行地毯式轰炸。日军通讯设施全部切断，指挥失灵。8月3日，中国军队又发起总攻，导致日军全线崩溃，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切腹自杀，残余日军全部被歼灭。这场攻坚战，摧毁了日军在缅北最后的战略重镇，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从此土崩瓦解。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洞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授陆军中将军衔。蒋中正大肆调兵遣将、全面发动内战后，他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去东北参与内战。人民解放军打得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主力损失惨重，他看到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覆亡命运已不可挽回，请假去北京治病，想脱离东北战区，但蒋中正却令他兼任第一兵团司令，率部死守长春。

1948年6月起，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五个月，他曾率部突围，出城后即遭到解放军的猛烈截击，只好退回孤城死守。后来，所部第六十六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后，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中正的诀别书。10月19日凌晨，人民解放军攻入中央银行大楼，他被迫放下武器投诚，在辽沈决战的重要时刻，脱离了国民党阵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的电文中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

1950年，郑洞国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萧劲光和萧华两位将军劝他出来工作，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之后，他目睹人民政府管理上海的井然有序、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安居乐业的情景，受到深刻教育，后来在自传上写道:“在事实面前，我真是叹服了。”

1952年春节后，郑洞国到北京，坦诚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认识，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周恩来的嘉勉。6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郑洞国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郑庭笈：(公元1905～今)，海南文昌文教镇美竹村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第四十九军军长。

幼年在家乡启蒙，曾在三育小学，经正小学，文昌小学，海口市海南公学读书。

1925年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1927年8月15日在南京举行毕业典礼。

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第十师排长，连长，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五军荣誉第一师副团长，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200师少将步兵指挥官，副师长，第五集团军第四十八师师长，第六军副军长兼109师师长。

1946年在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第二期毕业。

194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释放，1961年任全国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1983年特邀为六界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历届连任迄今。

郑庭笈兄弟四人，他居二。兄郑庭钧，三弟郑庭，皆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1981年病故于台湾。四弟郑庭铭，清华大学毕业，现在北京当工程师。

1939年12月郑庭笈参加对日寇的昆仑关战役。1939年12月爆发于广西宾阳县境内的昆仑关战役，是中国国民政府发动反攻决策与日本侵略军当局发动“一号作战”的计划正面对抗的结果，它其实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也是蒋中正的嫡系“中央军”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指挥的又一战例。此战为中国军队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寇“钢军”的光辉战例，是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的一笔浓彩。在昆仑关主攻阵地上，郑庭笈的迂回部队建立了功勋。他用望远镜发现九塘公路边大草地上有日寇军官正集合开会，马上命令第一营以轻重机枪、迫击炮集中火力猛击。炮弹击中目标，日寇军官死伤惨重，乃至后来不得不空投军官来补充作战。其中村正雄少将即是被炮火击中于12月24日身亡的。

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敌最坚固的据点。担任攻坚任务的是杜聿明调拨给第二○○师指挥之郑庭笈的一师第三团；12月28日晚该团开始攻击界首高地，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轰炸，该团士气旺盛，不顾生命顽强进攻，该团九个步兵连、七个连长伤亡！郑庭笈身边的司号长李均也中弹牺牲，郑庭笈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终于在12月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12月30日，新编第二十二师邓军林团胜利攻克昆仑关。

“海南三郑”(文昌三兄弟)：原国民党军统局长、陆军上将郑介民；原国民党上将、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郑介民的胞弟)；原国民党中将、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郑介民的堂弟)。

附_原国民党少将郑庭铭(郑庭笈的胞弟)：

郑庭铭，1924年1月生，海南省文昌市人。现任北京内燃机集团总公司研究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51年清华大学汽车系毕业，一生热爱汽车工业，1952年进行T231汽车化油器节油工和成功，在全国交通技术交流会上进行交流，1953年在交通出版社编写的《先进经验》上发表。1954年仅用五个月时间在长春伪满皇宫建立我国第一台发动机冷却系试验室，将苏联寒冷地区使用的汽车改进使适合我国的气温，得到苏联专家赞赏，1958年研制“CA-10发动机用煤气发生炉”成功解决当时东北干旱排灌问题。1958年调到北农改CA-10汽油机装于KT-49康拜因成功投产。1963年负责进行4115柴油机65马力过关试验成功，1964年提出更改配气相位降低油耗及排温试验写出报告到1980年担任“降低4115柴油机燃油消耗的攻关”组长时提出采用，达到部优标准1982年全部投产。

1981年写“对喷油泵凸轮驻项角取值范围的探讨”论文在中国内燃机学会上海会议上交流。1986年担任“轻型载货汽车车用汽油机振兴目标研究”课题成功已发表，1989年在海南日报上发表了对海南省汽车工业发展的见解，1990年参加编写“中国汽车工业史”、“北京工业志北内志”，已出版，1995年赴新加坡探亲写了“新加坡发展汽车工业前途无量”。他这一辈子总是念念不忘汽车工业。

郑挺锋：(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第九十四军军长。

1948年10月15日，东北解放军攻克锦州，对国民党军的士气予以沉重的打击。为了稳定离散的军心，蒋中正拟命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并扬言：“共产党要我的东北，我要端它的老窝！”为此，蒋中正亲赴北平同傅作义几次密商。

10月23日上午，傅作义遵照蒋中正的面谕，在华北“剿匪”司令部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傅作义首先下达了攻占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并任命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为行动总指挥，骑四师师长刘春方、新二军暂三十二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为了掩盖这次行动的目的，参战部队对外佯称“援晋兵团”，闭口不提偷袭西柏坡中共统帅部。

10月26日下午，参加突袭的国民党各部队在保定集结。当晚7时左右，在保定城内新二军军部召开的师以上军官会议上，总指挥郑挺锋部署了攻占石家庄的行动：韩迪的一二一师沿铁路西经定县、行唐等地，迂回石家庄以西地区，截击撤出石市的军民；何保寅的一五○师沿着铁路前进，九十四军直属炮兵、辎重、卫生各营和汽车团以及第五师的一个团，随后跟进；刘化南的暂三十二师，由铁路东侧前进；刘春方的骑四师由保定经博野、蠡县、安国和深泽等县，迂回石家庄以东地区，截击从石家庄撤出的解放军。

就在敌人罪恶阴谋加紧筹划之中并加以实施之前夕，在石家庄附近平山县西柏坡中共统帅部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已从中共华北局城工部获悉了有关傅作义部将偷袭石家庄的情报。当时的情况的确严重！从北平到石家庄只有三百多公里，保定以北的铁路线基本为敌所控制；保定距石家庄仅一百五十多公里，如果进犯之敌依靠快速部队和空中优势，采取地空配合，慢则一两天，快则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到达石家庄；而我华北军区的主力远在晋中南和平绥线上，即使日夜兼程，徒步赶到保南也需４日。也就是说，当时石家庄是一座空城，中央手中又无兵，万一敌人长途奔袭，后果将不堪设想。

1948年10月25日，新华社首先播发了毛泽东写的一条二百多字的短新闻：《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我军严阵以待，决予歼敌》。10月26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撰写了第二条新闻，标题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毛泽东在此条新闻中还特别指出：“务希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匪徒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今年５月，阎傅匪曾有合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经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匪一师在盂县被歼，傅匪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的经验；此次因蒋在北平坐督，傅匪不敢不动。华北军区已向各县指出，不要以为上次未来，此次也不会来，不做准备，致受损失。即令敌人惧歼不来，我有此种准备总是有利无害……”10月30日，毛泽东又撰写了《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一文，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该评论最后警告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的二○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中正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敌突袭副总指挥刘化南看到10月25日新华社的消息后，哀叹说：“我们自以为这是一次极为秘密的行动，可是部队尚未出发，解放军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登在报上，只怕此举是有去路，无回路！”另一位副总指挥刘春方也对此大伤脑筋，几次向傅作义发电告急：解放区军民防守甚严，此举“谏请钧座考虑”，要求尽快班师回朝。

毛泽东神机妙算，料敌如神。他身居距石家庄不远的西柏坡，巧妙地利用蒋军屡战屡败而形成的畏惧心理，大唱“空城计”：一面用一支生花的妙笔，陈述利害，震慑前来进犯的国民党十万大军；一面又虚中有实，加紧备战迎敌。为了坚决保卫石家庄，击破敌计划，毛泽东令华北野战军第七纵队主力迅即转至保定以南，在唐河沿岸构筑工事，坚决抗阻南进敌军，以待华北三纵从绥察赶到会合歼敌，使其不得南进。

新闻播发后，立见成效。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报告傅作义：“昨收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警惕。彼方既有所觉，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傅作义也收听了广播，并大为震惊，认为自己的作战意图既然已被识破，石家庄军民已做好迎战准备，取胜已无多大希望。但是作为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既然从蒋氏手里取了令箭，只有硬着头皮上阵。10月24、29日，以三个军十个师一个旅号称十万余众的兵力，分为偷袭、策应两个梯队，先后从平涿地区出动，向南开拔。由于中共方面事先有了充分准备，进犯之敌当即陷入了四处挨打的人民战争之中。

结果，蒋中正苦心策划的“剿共战争”奇迹，偷鸡不成反蚀米，如此兴师动众，却换来傅作义部丧失官兵三千七百余人，战马数百匹，汽车九十余辆，加之他的南进部队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抗击，损失不小，他怕继续南进会“中计”，因此只好作罢。

郑大章：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骑兵第三军军长。

原为冯玉祥的部下，曾参加蒋冯中原大战。

1930年4月6日，中原大战拉开序幕。4月中旬，冯玉祥进驻洛阳，万选才部占开封，万选才就任河南省主席，反蒋联军基本上控制了河南局势。5月1～3日，阎锡山与冯玉祥先后在新乡、郑州会晤，商讨作战方略。

但战事一开始，反蒋联军就暴露出各怀异志的要害问题，且有指挥不统一的弱点，各部队均以保存实力抢夺地盘为目的，不肯努力作战。而蒋军方面攻势甚猛，且有空军配合作战，反蒋联军陇海东线于5月上旬一度陷于被动。由于刘茂恩部在豫东前线倒戈投蒋，劫杀了河南省主席万选才，又袭击了友邻三十五师杨效欧部，结果导致陇海前线阵地后退五十余公里。蒋军乘机一口气攻占归德、围攻兰封，并将孙殿英部包围于亳县。讨蒋军石友三等部各存异心，不愿出力作战，蒋军乘势以精锐部队几路向北推进，在豫东、鲁西、皖北展开了大规模战斗，收攻击目标集中于陇海线上。蒋中正亲抵前线，设总司令部于兰封车站，坐镇指挥。蒋军有飞机配合，攻势猛烈。但冯玉祥立即作了新部署，全线开始发动攻势。冯玉祥派孙良诚、吉鸿昌两部猛攻蒋军精锐陈诚部，吉鸿昌素以骁勇著名，他身大体壮，满胸黑毛，肌肉横生，每到打仗，便赤身上阵，左手提短枪，右手握大刀，他身旁有两名大汉，一人执大刀，一人执大旗，三人同进，勇猛无敌。孙良诚、吉鸿昌两部同陈诚部一经接战，陈诚部便遭到很大挫折。激战十余日，蒋军全线动摇。

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郑大章指挥的骑兵出现于永城、夏邑一带，予蒋军后方以极大威胁，牵制了蒋军不少兵力。5月31日这天，蒋中正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冯玉祥命令郑大章率领骑兵部队一千余人，于夜间急驰四十公里，成功地奇袭了归德飞机场，并烧毁飞机十二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五十余名，还差一点生擒了蒋中正。蒋中正当时身边只有二百余名卫兵，随从的高级参谋陈调元下令卫兵分布车站，对外密集射击。郑大章却不知蒋中正就在列车上，所部一千余名骑兵也误认为车站上有蒋军大部队兵力，又因夜间不便大举进攻，遇到抵抗，即飞驰而去。若当时郑大章部侦知真情，蒋中正即可被擒拿。

后来，冯玉祥又命令石友三部以两师兵力绕渡柳河，夜袭蒋军，蒋军当即溃败。但石友三不了解敌情，未能乘机追击，反而后退。蒋军则乘机反攻，转危为安，蒋中正还派特务间谍去开封、郑州一带专事反间工作，致谣言百出，人心不定，战局已入紧张阶段。

蒋中正在打了败仗时，一个同他关系密切之人问他：“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后呢？”

听到别人这么问，蒋中正忿然作色，但又十分自信地说：“只要有人要官又要钱，我就有办法！”

郑廷珍：(公元1893～1937年)，河南商丘柘城牛城乡郑楼村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郑廷珍在1917年投军冯玉祥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和独立第五旅旅长等职，以其刚毅、勇敢、正直、廉洁和记忆力过人，深受冯玉祥器重。

“七七事变”后，独立五旅旅长郑廷珍亲赴南京请缨御寇，命令所属三个团到合肥集结，路过河南时，他向老母表达不打败日军决不生还的决心。

1937年10月，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把团以上军官都召集到一起。“咱们的战线单薄了些。四十七师另有任务，不能来了，独立五旅什么时候可以到？”他问军参谋长郭寄峤。

“正在路上，已经到了石家庄。”

“他们快点到了才好。”郝梦龄把话头一转：“出征的时候，应该给弟兄们点安家费、零用钱。自己有饭吃，挂念着家里父母妻　　儿，总不是好事。”

在座的人都知道，已发的军饷早已用完了，再要发饷，实在没有着落。他们认为好话容易说，好事谁也愿意做，没有钱有什么法子呢？军参谋长郭寄峤解释道：“军长说的对。只是现在国难当头，国家财政困难，难以为继。大家也只好忍着点了。”

“这，我知道！我并不责备你们……”郝梦龄把手伸到怀里，掏出了一张三万元的支票，递给了参谋长。参谋长不知道军长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大一笔钱，愣愣地望着他。

“这是蒋委员长给我的。咱们按照老规矩，一切财政公开。一个弟兄分两块可以吧？”

“轰……”日寇的排炮响了。

“发个报！催独立五旅赶快前进！”郝梦龄说。

独立第五旅，原来并不是独立旅。它原属二十五路军梁冠英的建制，旅长郑廷珍不满梁冠英克扣军饷，愤而反梁，向国民政府告发了梁冠英，从此，才改为独立旅，直属军委会，由卫立煌统辖。此次作战，卫立煌将独立五旅配属于第九军指挥。

独立五旅旅长郑廷珍出生时家道贫困，长大后于1917年到冯玉祥部下当兵，勤奋、勇敢、正直、廉洁过人从普通列兵升到了旅长。打了多年内战，认为“自己人打自己人，死了不值得；打日本鬼子，拼净拼光也情愿”。“七七事变”后，他率领全旅官兵向南京请愿杀敌，不久率部北上。此时，郑廷珍正率队赶往忻口。

日寇的排炮，把一六二旅的桥头堡阵地和三二二团守卫的南怀化阵地，打得烟尘四起，火光纷飞，第九军的官兵守在工事里，等待着日寇的步兵到来。炮火停息之后，步兵果然来了。看样子，板垣征四郎是想从中央突破，瓦解忻口阵线。

按军长指示，日寇不到百公尺以内，不能开火。日寇以密集的机枪步枪的火力，织成火网，向前推进。三二二团的第一营作为预备队，驻在南怀化村内，第二营守卫在南怀化村东北云中南岸的几道土梁子上，第三营在南怀化西南方沿云中河南岸构筑工事。日寇绕过了下王庄，直扑南怀化一带阵地。两军相接一阵白刃格斗，双方伤亡都很重。在桥头堡和南怀化一带都没有取得占脚之地。一个冲击波退了，新的冲击波又来了，看来日寇不突破中央地区是不甘心的。三二二团原有两千人，很快地伤亡了一千余人。

日寇强占了南怀化村外的几处高地，团长戴慕贞、团副赵子立组织反冲锋，总算把日寇打退了。他们焦虑地注视着日寇的再次冲　　击。但日寇没有冲击，连续用炮火猛轰阵地，守军不断出现伤亡。

“向军部请求支援吧？”团副赵子立说。

“再坚持一段时间，军里会了解情况的。”戴慕贞说。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个满身灰土的军官，身后跟着几个卫士。

“军长！……”戴慕贞首先认出了郝梦龄。

“军长！您不该来这里。”赵子立说。

“你们能来，我就能来！坐下。”郝梦龄说。指挥所设在一个掩蔽堡内。戴慕贞令卫士给军长端来一缸子开水。外边的炮弹像炸雷似地连续地爆炸着，掩蔽堡的顶盖颤抖着，尘土不断地落到军长手上的茶缸子里。

“算啦，不喝啦！”军长把缸于放到一边：“桥头堡那边顶住了，敌人过不了桥。现在敌人集中地攻击南怀化一带，你们能顶得住么？”

“能加强督战队，谁后退就毙了谁。”戴慕贞说。

“不能光靠督战队把活人去送死。要加强工事，愈坚固愈好。要勇敢，还要斗智，教育战士利用地形地物，冲锋时要注意集体的协同动作，孤雁出关是要吃亏的。”郝梦龄看出了正副团长面有难色，知道他们希望马上增援，但他知道只有到第一线发挥了最大效力时，发出的援兵才能鼓起最大的勇气：“援兵是有的，但是有限，不能轻于使用，用完了，容易被敌人挖底。你们要用最大努力坚持，到时候会支援你们的。”

郝梦龄回到红沟指挥所时，郑廷珍旅长已经在等他。郝梦龄很高兴又得到了一支生力军，他也听别人讲过这位旅长的秉性：“好！欢迎你和你的部队来。出来时，把家安排了一下么？”

“安排了，给我的老妈磕了头，算是尽孝；要是撂倒在战场上，就算尽忠。你就放心地分配任务吧！”郑廷珍说。

“我暂时要你们休息！”

“军长，那会把人憋死的呀！”

“仗，不是一两天打得完的，有你们打的仗。”这个爽快的郑廷珍给郝梦龄留个了好印象，使他久久不能从心上把他抹掉。回到住地，郝梦龄想起了妻子儿女。他信笔写起来：“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是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所念者中华民国及我们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扶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进犯忻口的日寇有八万余人，由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亲自指挥。中日两军会战兵力大致相等，但是日寇武器装备明显占优势，况且气势正盛。打头阵的仍然是板垣征四郎的部队。板垣征四郎打算中央突破，未能实现，便想迂回包抄，挫败中国守军。他选定了中国守军左翼阵地大白水、朦腾一带。

朦腾南峪一段由郭宗汾的七十一师的四一四旅防守。南峪由四三一团防守，朦腾归四二八团防守。朦腾以东至大白水、小白水一段，由七十七师的二十旅防守。该师新编第一旅为预备队。四二八团的第一营和第二营在平型关作战中伤亡较重，第一营营长和第二营营长均负伤离队。原来每个营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现在第一、第二营整编为两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

四二八团到达朦腾后，团长王荣爵原拟把前进阵地设在沙河以北的卫村，后考虑到中间隔着一条小河，联络不便，便放弃了卫村，卫村便成了日寇的前进阵地。朦腾以西是高山、越往西山势越高，日寇不能通过。朦腾西北有四三一团防守，四二八团便在朦腾村北梁上构筑工事，居高临下，前面又有一条小河作为屏障。日寇的坦克过不了河，也进不了山，无法发挥其威力。

为了牵制日寇，配合南怀化中国守军的战斗，曾两次出击卫村，未能把日寇赶走。日寇便用飞机轮番轰炸，诩大炮猛轰，接着便是中国守军步兵冲击。中国守军凭借工事和昂扬的斗志，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日寇白天摧毁了中国守军的工事，夜间又被中国守军修复起来；有的阵地白天丢了，晚上又被中国军队夺了回来。最多的一天，日寇向朦腾阵地发射了五百二十多发炮弹。中国守军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地守在被炸得面目全非的阵地上。

板垣征四郎的部队向膜腾进攻的同时，也向大白水、小白水发动了进攻。这里是李默庵的第十四军第十师第五十八旅防守地带。战斗一开始，日寇便对小白水使用了坦克，由于部队没有打坦克的经验，又没有平射炮，第五十七团的二营受了相当大的损失，退出了小白水，在大白水村的左翼一千五百米的丘陵地带，构筑工事，占领阵地。五十七团第三营接二营阵地，守正面；第一营接第三营阵地，守卫大白水的右翼，这些部队的装备比较强，每个营配有二十七挺轻机枪，六挺重机枪，两门八二迫击炮，二百五十支步枪，另外还临时配备了两门三七平射炮。

日寇在大白水阵地反复侦察之后，便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十几辆坦克作先锋，向第二营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利用为数不多的平射炮打毁敌人的坦克，用机枪、手榴弹打退了日寇的一次次攻击。

在忻口左翼阵地大白水一带，日寇攻不过去，再往西，是一片连绵不断的高山，更走不通。在忻口的右侧大小灵山一带，山势更陡，也走不通，板垣征四郎还是要走中央突破的路。郝梦龄第九军防守的南怀化一带，便成了战斗最激烈的战场。

忻口西北一个高地被敌人占领了，这对南怀化阵地是一个威胁。卫立煌给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下令：“要尽一切力量夺回高地，全歼敌人。”李仙洲率苗瑞林的六十二团向敌人发起进攻。敌人凭借其火力优势，顽固抵抗，久攻不下。李仙洲亲自上了第一线，官兵们士气大振，一鼓作气夺回了高地。李仙洲胸部中弹也负了重伤。

南怀化东北的一个高地又被日军攻占了，郝梦龄命令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收复这座高地。他相信这个血性大汉能完成任务。果然，郑廷珍带着队伍一阵猛冲，高地重新夺了回来。

日军攻占了南怀化，向左右扩展成一个四百米左右的口子，如果不封住这个口子，日军便有突破中央地区阵地的危险。阎锡山告知卫立煌，愿出五十万元赏金，要求收复南怀化阵地。这个赏格对于守卫中央地区的郝梦龄是一个沉重的压力。他组织了两路部队，依靠各高地的掩护，准备夹攻南怀化。他与参谋长在行动之前，再一次检查了全部部署，在他认为合意后，稍为松了一口气。就在这个时候，翟洪章送来了报告，说是敌人正向他的阵地压来，要求增援。郝梦龄知道那里已经把营编成了连，人力单薄，应该。可是他手头没有兵力可调。整个三二二团已经由两千人缩编为九百人的队伍，不但翟洪章那里困难，与他相邻的几个阵地都是困难的。现在，不是拼人力，拼武器，而是拼勇气。独立第五旅已经夺得了南怀化东北的高地，也是对翟洪章方面的一个支援，更是对进攻南怀化的掩护。郝梦龄看报告后只批了两行字：“站在哪里，战在哪里，生在哪里，守在哪里。”

对南怀化的进攻还未开始，郝梦龄查问了独五旅阵地情况，报告一切良好。郝梦龄对参谋长说：“只要这块高地在我们手里，就好办。”他的话才落地，独五旅来了一个电话，郝梦龄抓起了话筒，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又追问了一句：“你说什么？”“郑旅长阵亡了！”对方说。

郝梦龄强忍着悲痛下令：“由李团长代理旅长，坚守阵地。”

入夜，进攻准备开始的时候，郝梦龄接了卫立煌的电话：南怀化是第九军阵地锁钥部位和与友军的接合部，敌若绕过前进阵地突破主阵地前沿，将对整个战局影响甚大，必须收复。郝梦龄寻求着必胜的途径。他认为这一仗不应该在后方指挥，应该到最前线去指挥。他对五十四师师长刘家祺说：“这一仗不是一般的仗，是必胜的仗。也不能按平时的指挥办法，坐在后方。今天，我要到4团去，参谋长看电话。”

“那我随军长一同去！”刘家祺说。

10月16日晨时，郝梦龄与刘家棋携同参谋人员到了四团指挥所。郝梦龄来到守卫高地的官兵中间大声他说：“先前我们几千弟兄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一百多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写了遗嘱，不打败日本决不生还。现在我和你们一起坚守阵地，决不后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

官兵们听了军长慷慨激昂的话，士气大振，奋臂高呼：“誓死坚守阵地！”

郝梦龄在前沿指挥所指挥部队向南怀化方向运动，准备发起攻击，夺回这个要地。这时，日寇已经发现了中国军队的动向，机枪、山炮猛烈地射击起来。南怀化的周围马上一片炮火，中国军队猛烈进攻，日寇负隅顽抗。四周的部队进展不大，两方相持不下。郝梦龄认为这正是独五旅从高地下压歼敌的好机会，却不见第五旅的出击，郝梦龄把跟前阵地上的翟洪章叫了过来。

“此地通第五旅最近的路是哪条路？”郝梦龄问。

“由这里到第五旅，必须经过一段被敌人火力封锁的小路，长有二十余米。敌人在小高地上有四挺轻机枪。昨天有四名传令兵牺牲在那里了。夜间过，危险小些，白天无论如何不能过。现在，天已大亮，最好不要去；一定要去，请绕个远路。”翟洪章说。

“时间已经晚了，再绕远路，要误事的。”郝梦龄说。

“那么，请你写一道命令，派人送去，不是也可以么？”

“亲自去，效果大。不能事事靠别人。”

“军人，那……”

“不要紧！”郝梦龄知道翟洪章要说，那太危险，他微微地笑了一下，诙谐地说道“瓦罐不离进口坏，大将难免阵前亡。你好好地守住阵地吧！”

郝梦龄、刘家祺和随从人员，拉开距离，向敌人火力封锁的小路口上走去了。阵地上的日寇清楚地看见了几个肩章领章金光耀眼的中国军人走来，一阵机枪的响声……郝梦龄身中十余弹，倒在血泊之中。刘家祺急步向前，抢救军长，还没迈出一步，也倒在血泊之中。独立第五旅李代旅长闻讯之后，急步赶来抢救。也被敌弹夺去了生命。短短几分钟内，郝梦龄军长、刘家祺师长、李代旅长都先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郝军长的衣袋里，有一封尚未发出的致友人的信：“余受命北上抗敌，国既付以重任，视我实不薄，故余亦决不借一死以殉国，以求民族生存。此次抗战，誓当以沙场为归宿。”

士兵们把郝梦龄、刘家祺的遗体抢下来，运到了忻州。卫立煌已经向蒋中正发了电报，报告了这不幸的消息。卫立煌用柏木棺材把郝军长、刘师长装殓起来之后，送到了太原，各界军民人等沿路致祭。然后转送到武汉。11月15日武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全市下半旗致哀，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代表蒋中正主祭，献花圈，宣读祭文，以国葬仪式将灵枢葬于武昌洪山卓刀泉。

民国政府下令褒扬郝梦龄、刘家祺、郑廷珍三将军。褒扬令称：“陆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祺、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矢忠革命，夙著勋勤。率次奉命抗战，于南怀化之役，率部鏖战，历五昼夜，犹复身先士卒，奋勇无前，竟以身殉。眷怀壮烈，轸掉弥深，应予特令褒扬。郝梦龄追赠陆军上将，刘家祺、郑廷珍各追赠陆军中将，并交行政院转饬从优抚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传史馆，用彰勋荩，而重永久。”

蒋中正的祭文如下：“呜呼！岛夷蛇豕，荐食上国，既噬台鲜，又攫东北。贪婪无厌，兵压平津，陷察攻晋，谓我无人。娇娇郝君，一军独领，身先士卒，纵横驰聘。刘君继踪，如影随形，我师生力，万钧雷霆。方其赴敌，宁惜一死，挺身杀贼，誓雪国耻。枪林弹雨，与寇偕亡，士气大振，无忝炎黄。呜呼！寄生天地，百年瞬息，正命沙场，垂名无极。惟念二君，千里庭趋，九原有知，遗恨欷欲。家室子女，存问昕夕，凡兹善后，生者之贵。神皋禹甸，寸土寸金，有寇无我，人同此心。仗兹精诚，虏入吾掌，一尊妥殓，尚其来享。”

忻口战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一次壮举。《西安文化报》说：“忻口战役是华北抗战数月中仅有的一次光荣战争……予敌人以严重打击，为民族增无限光荣。”

英国记者贝特兰报道：“忻口战役是华北抗战高潮的标志，是标志抗战前途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吉兆。”

1983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郑廷珍、刘家祺、郝梦龄为革命烈士。

郑作民：(公元1902～1940年)，别名振华、文贝、治新，湖南新田高山村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第二军副军长兼九师师长。

郑作民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新田县甲种师范毕业。1924年11月底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历任排氏、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副师长等职。

1929年起任9师团长、旅长、副师长。

1936年10月5日晋升陆军少将。

1938年6月任第九师师长。

1939年12月任第二军中将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

1940年2月3日于广西上林阵亡。1940年6月11日追授陆军中将军衔。

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平定“刘、杨叛乱”。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连、营长、补充团长，第二军九师二十五团团长。民国十九年，参加“中原大战”。民国20年10月，升任九师二十六旅旅长。11月，奉蒋中正之命率部参加了对工农红军第二次“围剿”；之后在第四、五次“围剿”中，郑作民均以种种借口，迟迟不前，尤其眼见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感到不应该中国人打中国人，因此遭蒋中正撤职处分，调陆军大学待训班学习，后仍任旅长。

“七七事变”后，时任第二军九师师长的郑作民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誓死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先后参加淞沪会战的广福战斗、徐州突围战和武汉会战中田家镇守卫战。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国民党陆军第二军第九师副师长的郑作民，奉命参加淞沪会战。郑作民同师长李延年指挥第九师，协同其他部队，在广福线同日寇展开激战。他们冒着敌人猛烈炮火顽强地阻击敌人，狠狠地打击了日寇。

1938年5月，郑作民率部参加了徐州会战，此时，徐州会战已进入第三阶段，即徐州突围战。郑作民奉命率部随陇海兵团向西突围。连续突破日寇的几道包围线，进入湖北，参加即将进行的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时，郑作民已升任第二军第九师师长。7月14日，他奉命率第九师到达田家镇，负责扼守田家镇要塞西北面。田家镇扼长江航路，屏障武汉，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为敌我必争之地。郑作民深感这次责任重大。为此，战前，他率所部将士抓紧时间大力修筑工事，号召全体将士，团结一致，奋勇杀敌。日寇进攻后，他率所部将士与占绝对优势的日寇陆、海、空三军顽强战斗，浴血奋战，宁死不退，完成了阻击日寇，迟滞了日寇向武汉推进的预定任务。

1939年11月15日，侵华日寇为断绝中国海岸交通线，并控制南宁重镇作为其南进基地，出动约四万余人，在一百多架飞机、五十余艘舰艇的掩护下，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战，于24日、12月4日相继攻占南宁、昆仑关。为收复南宁、夺回昆仑关，以屏障我西南抗日大后方，国民党军事当局决定发动反攻。时已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的郑作民奉命率部自贵州都匀出发，开赴昆仑关前线，参加昆仑关战役。临行时，他立下遗嘱，安排好家事，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

1940年1月初，部队按计划到达广西昆仑关军事要地后，郑作民立即指挥官兵增援，连同其他部队，配合第五军，向昆仑关之敌发起攻击。将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反复冲击日寇占据的山头工事，终于收复了昆仑关。随即，郑作民奉命率第九师担任防守任务。而日寇为确保南宁，又从广东抽兵增援。2月2日，日寇凭借空中优势，连克宾阳等地，严重威胁昆仑关守军。后因第九师左翼的三十六军受到日寇包围，郑作民率部前去支援，不料，遭到日寇的层层包围。2月3日，为扭转被动局面，郑作民冒着日寇炮火，指挥部队进行反击，不幸身负重伤，壮烈牺牲，终年三十八岁。

郑作民为国捐躯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授他为陆军中将。国民党中央的挽联是：“马革裹尸还万里，虎贲遗烈壮千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题挽“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并电慰其家属。

郑作民遗体公葬南岳忠烈饲，高山郑家葬有“衣冠冢”。忠烈饲位于南岳香炉峰下，为国内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唯一大型烈士陵园。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秋动工兴建，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6月竣工。饲依山而建，由东南往西北逐级升高，中轴线上依次为牌坊、七七纪念碑、纪念堂、纪念亭和享堂，全长三百二十米，二百九十六级花岗岩石阶将整个建筑群连为一体，占地面积两万两千四百平方米。牌坊，一列拱门三孔，顶高十米四八，宽十九米七，花岗岩石砌筑，顶盖琉璃瓦，中门上刻“忠烈词”。七七纪念碑立在纪念堂前，碑座正方形，边长五米七，碑的四周有四块青石碑，当前及左、右两侧三块嵌有汉白玉石雕“七七”二字，后方一块刻有碑铭。纪念碑身为五颗竖置的石雕炮弹，中间一颗高九米六，下径一米二，其他四颗下径八十厘米。纪念堂为单檐歇山顶，花岗岩石墙，琉璃瓦，弧顶红漆花格门窗，高八米，面积三百一十平方米，堂中立高三米三，宽一米二六石碑一块，上刻薛岳书撰的《南岳忠烈纪念堂碑记》。纪念亭为石构，四柱窖窿顶，亭中立方碑，上刻安亭战役史实。享堂为重檐歇山顶，石墙，琉璃瓦，石板地面，面积一百十八平方米，厅后正中有一汉白玉石牌位，上刻“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享堂四周有花岗岩石栏杆。词内松柏长青，建筑雄伟壮观，风景秀丽。附近的国民革命军四十七军集体墓、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郑作民墓列入保护范围。保护范围为一百八十亩。

1983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报经国家文物局，并经专家组评审鉴定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公布)。

郑炳庚：(公元1901～1980年)，字焕平，青田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防计划局”副局长。

郑炳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中山舰事件后任海军局政治部宣传科长。

北伐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黄埔同学会浙江分会负责人。

1936年，任国民党武昌行营政训处处长、广州行营政训处处长兼代二厅厅长。1937年，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

1940年，任第九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

1947年，当选为国大代表。后任陆军总司令部中将高参。

1949年逃往台湾后，任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郑国南：(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军事管制区及海防部副司令。

台湾海军陆战队拥有世界第三大海军军力，并具有越洋攻击能力。他们的训练之严格、剽悍，在各军种中无出其右。其领军者就是郑国南副司令。

世界各国的海军陆战队，总带着一种英雄色彩。在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尖兵姿态，从太平洋列岛到欧洲大陆，带动大反攻，陆战队盛名，从此大噪。

八二三炮战时，海军陆战队乘水鸭子，冒猛烈炮火，运补前线官兵，一时被称作“好汉中的好汉”。

从南沙岛到左营军港，从寿山基地到恒春基地，所见到的陆战队队员，着迷彩服、坐两栖登陆舰、格外黝实的肌肤，似乎是他们的专利，这些“专利”来自他们所吃的苦和享受的荣誉、福利，都比别人多一点。

在陆战队新兵训练中心遍植芒果的操场里，新兵在大太阳下，光着上身跑步、踏数。刚来一星期的新兵队伍中，还可以看到皮肤白皙、步伐微乱、小腹突出、气喘如牛的“菜鸟”，但在受训三星期后的队伍里不单跑鞋上传出声律一致的铃铛声，连呼吸也显得自在，黝实的肌肤已经成形，至于伏地挺身，早已是五十次以上的水准。

在游泳池。不会游泳的新兵，从在洗脸盆泡水练深呼吸开始，到受训完毕，每个人都有了水上连续漂浮一小时的能力。达不到标准的人，要想靠岸休息，会立即被教官用竹竿撑回深水处。

军队有三个训练中心，以要求严格闻名，并有三句话流传——“魂断关东桥、血溅车龙埔、泪洒龙泉冈”；其中的龙泉冈，就是陆战队新兵训练中心的所在地。

一般军队里，新兵受训完，刚分发到部队是体能达到高点，以后便逐渐下降，退伍前，体力最差；但在陆战队，部队的操演却另刚下部队、体能以达“高点”的新兵吃不消。直到三年役满，在不断再训练下，体能反而进到另一个高峰。

在“高一点”的标准下，征兵开始，陆战队就选用甲等体位役男；别的部队跑步三千公尺，陆战队跑无前(有时候全副武装、腿上绑铅条跑)；障碍跑练翻墙，陆战队的墙也比别人高一点；训练莒拳教官(莒拳是独创的一种搏击术)，要练足六个月，每天苦练六小时。

一般部队专练一种战法，陆战队则从海到陆、从游击到山地战，以至整套的登陆战，全都要学。“我们连站卫兵的时间也比别人长一点。”郑国南说：“战场生死，有时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所以在陆战队服役，常像候鸟一般周旋于不同的基地之间接受各种训练。

强悍的蛙人有各种传奇，原来，蛙人部队也是陆战队的成员，正式名称是陆战队侦搜营。蛙人和爆破队的训练，是国军最既苦的两种训练，他们几乎每天都向人类精神、体力的上限挑战。在南部公路旁一个毫不起眼的蛙人训练基地里，一位海军的高级军官遥指海上一个几乎在视野以外的小岛(小琉球)说，每个蛙人都得磨山游到小岛的能力，游一次，要８个小时，相当于一位白领阶级一整天的工作时数。

蛙人的“克难周”训练，和海军爆破队神似，有人也称之为“地狱周”(正名为综合考验周)。训练是在无预警状况下开始的，可能是在睡梦中紧急集合，有时候是饭吃了一半……在整整六天五夜里，二十四小时都在操练，几乎是不眠不休，六天内，睡眠全部合计不得超过五小时，每次休息不得超过十分钟。

要完成“克难周”，除了要高度体能、毅力之外，还得掌握自我精神亢奋的诀窍。经过这番磨练后，队员举止流露沉着而有自信。“这是练勇气的地方。”郑国南副司令说。

为表示曾向死神和人类极限挑战，蛙人非正式的选了骷髅为队徽。

而论到装备，陆战队也是好“一点点。”陆战队的迷彩服，颜色经过特别设计，和海岸自然生态的颜色一样，很方便伪装。国军最先进的65-K2步枪(有三种发射方法可供选择)，最优先发给陆战队。防弹力最强的新型头盔，最优先分发给蛙人。除各种大小登陆舰艇外，陆战队还拥有水陆两用战车，世界最先进的托式反战车炮弹及八英寸大炮。强大的火力和机动力，使陆战队即使不作两栖登陆战，也可立即编成一个完整的机械师。

在陆战队未来的发展计划，还包括进一步换装气垫船，加强水平登陆能力，广泛以直升机实施垂直登陆；增设对空导弹以加强部队的防护；建立快速机械化部队等。“国家教育水准提高，阿兵哥学操作新武器也学得快。”副司令郑国南说，有些国家的陆战队只能在滩头作战，军队的陆战队素质和装备先进，可以一口气深入内地几十公里作战。

陆战队不单服役期(三年)较一般野战部队(二年)长，福利还是好一点点。

陆战队自称是最早在官兵活动中心设卡拉OK和电动玩具的军种之一(当年下这个决定的军官曾因此被申诫)。在一些大型管区里，设有MTV特大荧幕，餐厅还卖铁板烧。一位海军总部的军官说，他们的原则是，不要让军中的生活水准和民间的差距扩大。另一方面，陆战队有一套相当独特的图腾文化。他们的标示牌常用红底黄字，含意是“血染黄沙”。

陆战队共有两个师的兵力，是参谋本部的战略预备队，直接受参谋本部指挥，以“永远忠诚”为队训，自许为“参谋本部的两只铁拳”。他们前身是第一师，有“天下第一师”之称。作战时，陆战队没有“成功岭式”大呼小叫的口令，而是采用一连串的手势动作。“敌前大呼小叫，只会自我暴露位置。”一位军官说，作战以实用为上，连指挥交通的手势，陆战队也与众不同。

在陆战队服过役的人，对陆战队的战力都有相当高的自信，究竟他们真正的战力有多少？在陆战队六十六及九十九师的营地中，一部分的运兵车上永远装有武器，弹药、粮食，只要几分钟时间，上万部队就可立即出动。

海军一位将领透露：在战术运用上，全世界陆战队都是攻势部队，加上陆战队数目又多，对敌人构成“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的吓阻力量。针对未来外来者对台湾的两栖登陆，陆战队也具备在敌后登陆、断绝敌人部队后援的功能。“这种逆登陆，在韩战时就发挥过很大功能。”

如果说，军人给人的典型印象，是吃苦、剽悍、视死如归，那么陆战队想要做的，是军人的极致。

郑　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90年晋升。

郑庆祥：(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某试验基地政治部主任。2004年晋升。

郑宝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院长。1990年晋升。

郑兰荪：(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北京军区空军纪委书记。1990年晋升。

郑玉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第七航空军政治委员。1990年晋升。

郑诗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第九航空军副军长。1990年晋升。

郑银才：(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昆明基地副司令员。1990年晋升。

郑玉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1990年晋升。

郑顺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福建省武警总队政治委员。1999年晋升。

郑新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武警指挥学院院长。1990年晋升。

郑继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武警工程学院副院长。1998年晋升。

郑本基：(公元1929～今)，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中将，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郑　坡：(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国防部”附员。

郑希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联合勤务第四兵站总监部副监。

郑继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第三十四军暂编四十五师师长。

郑明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兼一九五师师长。

郑祖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副师长。

郑春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澎湖列岛防卫司令部第五○三旅旅长。

郑瑞坚：(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航空特战部政治作战部主任。

郑世才：(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陆战队参谋长。

郑旗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三军大学主任教官。

郑明礼：(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二处处长。

郑礼国：(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军事情报学校副校长。

郑治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人事署副署长。

十.帝王国君：

郑桓公：(生卒年待考)，原名姬友，郑氏得姓始祖。

周宣王把幼弟姬友封在郑地，即郑桓公。后来郑桓公的子孙便以国为姓，从此就开始有了郑氏。

公元前857～前841年，是西周第十个国王周厉王姬胡执政时期。周厉王刚愎自用，封杀言论，对敢言其不是的国人实行高压手段，酿成“国人暴动”，导致周厉王逃出王宫，由周召公与周公二相行政，史称“共和行政”。太子姬静当时藏在召公家，得以幸存；十四年后，周厉王逝世，姬静正式登基，是为周宣王。他励精图治，立志中兴，从家族中选拔能助其中兴的人才，看中了同父异母的少弟姬友，把姬友封到王畿之地陕西咸林为郑伯(三等诸侯国)，这是西周王朝最后一个分封的诸侯国。自此始有郑国。

郑桓公姬友受封后，把郑国治理得井然有条，显示了他的治国才能。周宣王视其才能，就请桓公入朝做司徒，掌管教化。不久宣王宴驾，幽王继位，桓公仍在朝中任司徒。可是幽王无道，贪图淫逸，重用坏人，不事朝政，演出了“烽火戏诸侯”的荒唐闹剧。加之戎狄入侵，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境地。朝中百官人心惶恐。郑桓公为王卿士，忧国忧民，于是与太史伯商议：“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意思是问太史伯：朝政日非，国家将亡，郑国的出路何在？太史伯是掌管各国文史资料的官员，为其分析了成周(今河南洛阳)四方侯国的情况，认为南、北、东、西四方都不是郑国可去的地方，只有济、洛、河、颍之间是个好地方，并指出：那里有十个子(四等诸侯国)二男(五等诸侯国)之国，虢、郐是两个大国，然而他们都骄傲自大，非常贪厌，你若以周朝有难为理由，借其一块地方，安置家属财产，他就不能不答应。可是，周王朝一旦有事，他必背叛，那时你以周王朝的名义进行讨伐，定能得胜。如若得了虢、郐之地，其他八国就会归顺于你。以你的才华对这块地方进行治理，一定会大有作为。太史伯的建议，为郑国东迁规划了发展蓝图和斗争策略，随后他还语重心长地提醒桓公：“……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这是忠告桓公，幽王已听不进任何忠言了，他所信任的只有虢公石父了，周王朝不会支持几年了，要迁就赶快迁吧!再晚就恐怕来不及了。

郑桓公听了太史伯的忠告，当机立断，先把家属、财产寄迁于虢、郐之间。这就是历史上说的“桓公寄孥”这件事。为以后的武公东迁，开辟郑国四百多年基业，打下了基础。也为郑氏家族扎下了根基。郑桓公则在“犬戎之乱”中，为保护幽王而战死疆场，以忠臣的形象而名垂千古，逝世后葬在陕西。

郑买嗣：(公元860～910年)，又名同昶，郑回七世孙。唐末五代初大长和国一世国王。

郑买嗣初为南诏清平官，南诏王隆舜时官至侍中，南诏末代王舜化贞时为相。唐昭宗天复二年(南诏中兴五年，公元902年)杀舜化贞及南诏家室，自立为王，称大长和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国号为大长和国，在位时间从公元902～910年为期九年，唐昭宗天复九年(公元910年)逝世，终年五十一岁。

降舜时郑买嗣执掌政柄，舜化时为宰相，养成夺国的势力。灭南诏后改国号为大长和，其他制度不改。“长和”名称正反映当时贵族间争夺权利，很不和好。南诏战胜吐蕃，尤其是攻唐大有俘获，武人得势，拥兵自雄，向外攻掠转为内部互相争夺。自长和国至大理国，对内地朝廷采深闭固拒的态度，政治上很少有往来，更不敢有军事行动，原因是内部争夺剧烈，如果被内地朝廷干涉，弱小国家是无法对抗的。九六五年，宋将王全斌灭后蜀国，请乘胜攻云南，宋太祖正在集全力稳定内部，不敢进取，在地图上用玉斧画大渡河以西说，河外不是我的土地。云南与宋朝都因为内部欠稳，彼此隔绝了三百余年。

郑买嗣逝世后传位郑仁旻。

郑仁旻：(公元890～926年)，字文，大长和国肃文太上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910～926年为期十七年，终年三十七岁。

郑文好服食金石丹药，易急躁发怒而常常杀人，最终毒发暴死。

郑隆亶：(公元913～928年)，大长和国恭惠帝，在位时间从公元926～928年为期三年，终年十五岁。

剑川节度使杨干贞杀了郑隆颤，拥立侍中赵善政即位。

杨干贞是洱海东岸和村人，曾任大长和国剑川节度使。他先灭郑氏而立赵氏，又废赵氏而自立，建国号“义宁”。他贪婪暴虐，朝野上下极为不满。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通海节度史段思平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口号，联合滇东三十七部的反抗势力，驱逐了杨干贞，改国号为“大理”，亦即段氏大理。至此大长和国灭亡，南诏国至此亦灭亡。

郑成功：(公元1624～1662年)，原名森，字明俨，号大木，为郑芝龙与日本女子所生，初取日本姓名田川福松，回国后改为郑森。在位时间从公元1662～1663年为期一年，终年三十九岁。

明末清初，郑氏父子拥立唐王，忠心报国，唐王朱聿键为了嘉奖他的一片赤诚，便赐他为朱氏，赐名成功，便是朱成功，当时东南沿海与日寇都尊称郑成功为“国姓爷”，福建南安人。著名明朝将领、军事家、民族英雄。

自少习文练武，研读兵书。明弘光年间举监生，公元1646年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封郑成功为忠孝伯，赐尚方剑，挂招讨大将军印，委其镇守闽赣界上大定、大安等关。不久清军自仙霞关长驱直下福建，杀隆武帝，郑成功之父郑芝龙降清，其母被奸淫后自缢死。农历11月郑成功于安平誓师抗清，他以福建金门、厦门为基地，建立了一支兵锐将勇、纪律严明的水陆部队，在闽南小盈岭、海澄等地取得三次重大胜利，歼灭驻闽清军主力，威震东南。

大清朝廷进剿郑成功失败，遂遣使招降，许授靖海将军，后又以杀父灭族相威胁。但郑成功不为所动，并乘大清朝廷劝降之际，整军筹饷，督练军队，挥师北取浙江舟山，南破广东揭阳，南明永历帝封他为延平王。公元1655年清朝定远大将军济渡率兵约三万入闽，会同驻闽清军，进攻郑军。郑成功集兵金、厦，利用清军不善水战的弱点，诱其出海作战，次年4月将其水师歼灭于厦门围头海域。公元1658年他统率水陆大军十七万北上。次年入长江、克镇江、围南京，后因中清军缓兵之计，损兵折将，败退厦门。公元1660年在福建海门港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四万余人，军威复振。

公元1661年初他决计乘侵台荷兰殖民军兵力薄弱、求援困难之机收复台湾省。当时有人劝他固守金、厦，有人以荷军船坚炮利、入台水路险恶为由反对复台。他力排众议，在充分准备后，公元1661年农历3月23日亲率将士两万五千人、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列岛，出敌不意地于农历4月1日拂晓趁涨潮从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得到了台湾省民众的支援。他先以优势兵力进攻荷军防守薄弱的赤嵌楼，4月2日以头戴铁盔，身着铁铠甲，脚穿铁鞋的“铁人”击败从台湾省城开来的援军；4月3日在台江的水战和北尾线、赤嵌楼的陆战中都取得胜利，又切断水源，赤嵌楼守军投降。继又筑防栅、挖壕沟，对防御坚固的首府台湾省城长期围困。此后屡败出战的守军，又于农历闰7月23日击败从巴达维亚来援的荷兰舰队，迫使殖民总督揆一于公元1662年农历2月1日签字投降，撤离台湾省。

此战郑成功准备充分，计划周密，选择战机适时，注意隐蔽作战企图，大胆利用不良的气候条件，达到出敌不意。又正确选择渡海航线和登陆地点，先占澎湖，既可使登陆台湾省有了可靠的进攻出发基地，又可保障后续部队的航渡和后勤支援，还可据以阻敌海上增援。而且他出敌不意地选择鹿耳门航道，既可攻其无备，又可一举分割荷军部署，隔断敌人联络，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此外，集中数量优势的战船，进行海上打援，也开创了海战史上以小而装备劣势的战船击败大而装备优势的战舰的先例。这是中国古代大规模渡海登岛作战的成功范例。

战后，郑成功废除荷兰在台湾省的殖民体制，建立行政机构，为开发台湾省做出了重大贡献。公元1663年农历5月郑成功在台北逝世，终年三十九岁。

郑　经：(公元？～1681年)，郑成功之子，在位时间从公元1663～1681年为期十八年，终年？岁。

控制台湾省的郑氏集团在郑成功公元1662年农历6月去世，一方面争权夺利，一方面图谋割据。郑氏集团内部先后经历了郑成功的长子郑经与叔叔郑世袭、堂叔郑泰之间的争夺王位的斗争。刚从荷兰手中解放的台湾省岛成为郑氏集团的流亡地，从荷兰手中拿下台湾省的郑氏家族在台湾省开始割据。

大明延平王郑经固守台湾省后，自称为“东宁王”，在陈永华的辅佐下开始改革政治制度。这些改革包括：东都改名为东宁、中央政府增设职官以健全组织、将天兴县和万年县改为州并各置知州掌理州务、并增设南路和北路安抚司来负责处理原住民相关事务等。

公元1664年农历3月10日，清军攻占铜山，郑氏集团在大陆东南沿海的岛屿全部丢失，郑经只得在台湾省固守。在清朝军事进攻和招抚政策下，郑氏政权中有文武官员近四千人、士兵四万余人、船只九百余艘陆续投降清军。在这几年的内斗外患中，郑经约损失了约四分之一的军队，严重削弱了战斗力。

在郑经割据台湾省期间，清朝政府始终坚持招抚态度，力争和平解决台湾省问题。为争取郑经转变立场，主动把领土台湾省回归国家，从康熙元年至康熙十九年郑经病逝台湾省，清朝政府曾多次致函、派官，争取郑经，但他坚持叛国立场，死不改悔。其间，清朝政府主动与郑经的重要谈判活动，达十几次之多。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农历7月，清朝政府派都司王维明、总兵林中等人前往劝说郑经：“朝廷诚信待人，若释疑遵制，削发登岸，自当厚爵加封。”此时，郑经尚奉南逃的明永历为正朔，但却又要求清朝政府依照朝鲜例，准其只对大清朝廷纳贡而己。朝鲜是清朝的属国，郑经的态度，已把台湾省视为独立于华夏之外的国家，判国行径由此开始。

清朝政府虽看到郑经判国，企图割土分地，但仍坚持争取的态度。一个月后，再派林忠等人到厦门，诚恳希望郑经明晓大义，派人去漳州议和，郑经见大清朝廷催迫甚急，经与属官密商，打算乘受抚谈判之机，整兵入台，长期占据台湾省。正如郑经所言：“逆之，则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岂不危哉！不如暂借招抚为由，俟余整旅东平(今台湾省)再作区处。”于是，郑经伪造了土地、户籍、军械等的账册及攻城抢得的清朝印信等，一边佯称献地受抚，接受谈判，一边率师入台。果然，郑经入台后立即宣布拒绝谈判，坚持台湾省为一独立国家，只向大清朝廷纳贡。

清朝政府见郑宣布受抚，而又率部入台，知其“归顺是假”。随后，大清朝廷命福建总督李率泰进攻被郑经占据的厦门，郑经则由台湾省返回福建，与清兵交战。郑经一战败北，丢掉厦门，退守铜山。大清朝廷则让李率泰停止进攻，至铜山再次招抚。而郑经仍坚持叛国立场，表示如不让其独立治台“虽死不允”！

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招抚大臣孔元章上疏大清朝廷，建议投诚将领和郑经在大陆的亲戚为说客，至台湾省说服郑经，大清朝廷允准。于是，孔元章选择郑经的投诚部将数人，持郑经舅父董班舍亲笔信，招抚使刘尔贡、马星率领，赴台劝降。清康熙六年农历5月招抚人员赴台湾省，农历7月返回，带回了郑经分别给孔元章和其舅父的书信，这两封书信进一步表明了郑经割据台湾省已“非属中国版图”，他做台湾省皇帝“王候之贵固吾所自有，万世之基已立于不拔”。让清朝政府以平等国待之，互通信使，互相通商，方可使“彼此无虞，波浪不惊”。致其舅父的信中更明白宣称：“今日东宁(指台湾省)，及版图之外，另辟乾坤，幅帧数千里，粮食数十年……何羡于中土哉！”并说，清朝政府若以苍生为念，应“以外国之礼见待”，否则，只能是白费气力。其分割台湾省野心昭著，气焰十分嚣张。

第二年，孔元章认为郑经仍有招抚希望，要求亲自赴台谈判。康熙大帝允准后，孔元章于农历8月赴台，在台逗留一个月，无功而返。孔元章返回大陆，向清康熙大帝密报：郑经“大是恭谨”，并说获得绝密消息，要求赴京面奏。孔元章向康熙大帝密奏的内容是：施琅私通郑经、阴谋叛变。

施琅原系郑成功部将，后主要在是否追随南明永历帝的问题上发生冲突，施琅之父大宣、弟施显被郑成功杀害，施琅降清。施琅率兵屡败郑军，先后升迁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前文提到康熙元年清军攻克被郑经占据的厦门，主将便是施琅。厦门一战，仅降服郑经的官兵即达一万八千余人。郑经见施琅是他分割台湾省的心腹大敌，便利用孔元章行使离间计，加害施琅。

由于当时大清朝廷与郑经关系紧张，施琅曾于康熙三年、四年两次进军台湾省都因遇到飓风无功而返，再加上施琅的儿子施齐、侄子施亥尚在台湾省，而郑经为离间施琅，故意任用施齐与施亥。施琅见康熙大帝一味主张招抚，孔元章又片面信郑经，一味等郑经回心转意，于是，向康熙大帝上《边患宜靖疏》，请求再次出征台湾省。但清康熙大帝听信了孔元章的密报，怀疑施琅有二心，不仅没同意他的请求，还撤去他的提督衔，夺其兵权，招为内大臣，调入京师软禁起来，一禁便是十三年，直到台湾省问题愈加严重，施琅的嫌疑被澄清之后，才再次被任用。

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清康熙大帝清除了鳌拜集团，亲理朝政，对台湾省问题仍然主张招抚。派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至泉州与靖南王耿纪茂商量招抚之事，随后派员持诏书到台湾省。而郑经拒不接旨，强调台湾省“远在东海之外，与中国版图渺不相涉”。

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吴三桂叛乱，集数十万军队北犯。郑经应是吴三桂之约率兵由台湾省攻袭东南沿海，占领漳州、泉州、潮州、惠州等城。康熙大帝派康亲王杰书率军入闽，夺回了漳、泉、汀三州，但仍对郑经抱有幻想，派员与盘踞厦门的郑经谈招抚问题。郑经对吴三桂的叛乱正欢喜若狂，根本不听招抚条件，他给杰书回函，直言“幸遇诸藩举义，诚欲向中原共逐鹿，……人心思汉，则此一戎旅(指自己的部队)反可转祸为福！”杰书仍未灰心，读信后再派属员去厦门，要求郑经回到台湾省，不要以掺和在吴三桂的叛乱之中。郑经不思改悔，反面得寸进尺，回信说若让他回台湾省，必须以清朝政府先交出漳、泉、惠、潮四府州县为条件。杰书再派员诚切相劝，强调郑氏与吴三桂不同，说自郑成功至郑经皆以前明为正朔，不忘旧君；而吴三桂终将灭亡，若坚持投入其叛乱之中，后果可想而知。信中还答应了郑经提出的以朝鲜例相待，只要称臣纳贡就行。但郑经仍不同意，反而要求不仅台湾省独立，大陆沿海诸岛也应由他占领，且郑军的供应还要由福建承担。显然，杰书的意见即是清康熙大帝的意见，说明清朝政府当时重点用兵“三藩”，对郑经曲意放宽了条件；也说明当时清康熙大帝对郑经的叛国行为和对台湾省的地位认识不足。

因郑经坚持不退兵，福建总督姚启圣指挥部队攻克漳、泉所属各县，结果郑军大败。随后，姚启圣再次奉劝郑经：前所提条件朝廷多已允准，与其在闽与朝廷争地，不如回台湾省做你的草头王。郑经仍不理睬。杰书再派员见郑经，要他赶快回台湾省，按朝鲜例相处。郑经又提出以澄海等地为驻使公所，每年要给他六万两饷银等要求。这哪还是按“朝鲜例”，清朝政府要为他提供驻地、又要向他缴纳饷银，不是反成了他的藩属之国了吗？杰书等人自然不会答应。

到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秋，“三藩之乱”已经平息，郑经失去了靠山，大清朝廷也有了对付郑经的力量。姚启圣进兵厦门，一举收复，郑经见大势已去，逐败归台湾省。在此情势下，大清朝廷仍致书郑经，表示以前答应他的条件仍然算数；只要他不再窜犯大陆，“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上述史实说明，清朝政府对郑经的确仁至义尽，而郑经坚持分割台湾省，并对祖国大陆的土地另有扩张野心，其死硬立场难以更改。

郑经失败逃往台湾省后，对前途失去妄想，情绪消沉，不理政务，终日以酒色嬉游打发时光。因连年征战，台湾省社会发生危机，经济困难，士卒丧气，统治集团内部很快出现分裂。重臣陈永华与冯锡范殊死相争，大将刘国轩拥兵自重。不久，陈永华自行辞职，很快病逝；朝中诸臣各怀观望，兵将皆有“故土之思”，不愿分割台湾省。

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农历1月18日，郑经见大势已去，在极度颓丧中一命呜呼。郑经逝世前，以其子郑克臧监国，逝世后由他承位。而两天后，冯锡范便与诸弟合谋杀害了郑克臧，拥立年仅十二岁的郑克塽承位。郑克塽是冯锡范的女婿(郑克臧是陈永华女婿)，冯锡范大权独揽，作威作福，使得台湾省政局坏到极点。接着，台湾省全岛又突发灾害，洪水淹没粮田，颗粒不收，疫病踵接，死者枕藉，兵匪肆虐，社会陷入危机之中。郑经手下的高级将官，纷纷率兵投奔大陆，连地位仅次于冯锡范的左武卫何祐也与清方秘密联系，以待清军复台时作内应。

康熙大帝面对此种形势，重新起用施琅，准备武力收复台湾省。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农历10月，派遣施琅到福建前线主持归台大计。经过充分准备，施琅于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农历6月率精兵两万、战船三百只，跨海直取澎湖。农历6月22日，两军在澎湖发生激战。经一天战斗，打死刘国轩麾下武官三百余员、兵士一万两千余人，降者五千余人，焚毁其大船二十余艘、一般船只百余只。经此短短一天的战斗，郑军已是全军覆没，仅刘国轩等数名高级将领乘小船逃回台湾省。农历8月13日，施琅率军入台。8月18日郑克塽带领文武官员缴册降清，从此台湾省回归祖国。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由台湾省达北京，皆受到清朝政府优秀渥待遇，俱得善终。

郑氏三代中，郑成功为永载史册的民族英雄；而郑经坚持背父叛国，为后来胆敢叛国者永戒！

郑克塽：(公元1670～？年)，郑成功之二孙，福建南安人。在位时间从公元1681～1683年为期两年，终年？岁。

郑克塽是郑经第二后所生，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郑经逝世，其丈人冯锡范等共谋杀害监国郑克臧(郑克塽之兄)，扶才十二岁郑克塽做嗣延平郡王。内政与军事分由冯锡范、刘国轩主掌。公元1683年，大清朝水师在施琅指挥下大败澎湖郑王朝水师，台湾省不保，经过刘国轩劝说，郑克塽降清注，时年十四岁。

注_郑克塽降表全文：

讨大将军延平王臣郑克塽谨奏：

为举国内附，仰冀圣恩事。

窃惟臣生自海邦，稚懵无识；谬继创垂之绪，有乖倾向之诚。迩者，楼船西来，旌旗东指；箪壶缓迎于周旅，干羽烦舞于虞阶。自省重愆，诚为莫赎。

然思皇灵之赫濯，信知天命有攸归。逆者亡、顺者昌，乃覆载待物之广大；贰而讨、服而舍，谅圣王与人之甚宽。用遵往时之成命，爰邀此日之殊恩。冀守宗祧以勿失，永作屏翰于东方。业有修表具奏外，及接提督臣施琅来书，以复居故土，不敢主张。臣思既倾心而向化，何难纳土以输诚。兹特缮具本章，并延平王印一颗、册一副及武平侯臣刘国轩印一颗、忠诚伯臣冯锡范印一颗，敬遣副使刘国昌、冯锡韩赍赴军前缴奏；谨籍土地人民，待命境上。数千里之封疆悉归王宇，百余万之户口并属版图。遵海而南，永息波涛之警；普天之下，均沾雨露之濡。实圣德之渐被无方，斯遐区之襁负恐后。

独念臣全家骨肉，强半孺呱；本系南人，不谙北土。合无乞就近闽地方，拨赐田庄、庐屋，俾免流移之苦，且获养赡之资；则蒙高厚之生成，当誓丹青以衔结。

至于明室宗亲，格外优待；通邦士庶，轸念绥柔；文武诸官，加恩迁擢；前附将领，一体垂仁；夙昔仇怨，尽与蠲除；籍没产业，俱行赐复。尤期广推宽大之仁，明布维新之令。使夫群情允惬，共鼓舞于春风；万汇熙恬，同泳游于化日。斯又微臣无厌之请，徼望朝廷不次之恩者也。为此，激切具本奏闻，伏候来旨。

郑　信：(公元1734～1782年)，又名郑昭，祖籍广东澄海华富村，生于泰国阿瑜陀耶城。泰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吞武里王朝创始人，泰国称为披耶达信王或达信王。

郑信是历史上第一个在海外当皇帝的华人，是泰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据史料记载，郑信的父亲郑达(后改名郑镛)是澄海市华富村人，年轻时在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南渡暹罗，居阿瑜陀耶城，娶暹罗女洛央为妻，后在公元1734年在泰国生下郑信。郑信年少时被大臣昭披耶节基收为义子，十三岁入宫成为泰国宫廷侍卫，接受贵族子弟的传统教育。长成后从政，官居甘碧府府尹，封爵为披耶，暹罗人称为披耶达信。

公元1763年缅甸军入侵暹罗，郑信率部协防暹都。公元1767年泰历4月缅军攻陷暹都，大城王朝灭亡。郑信以东南沿海地区为基地，组织军队抗击缅军，于当年收复大城国，并迁都吞武里。泰历12月28日被拥立为王，史称吞武里王朝，称郑信为达信大帝。此后郑信陆续消灭各地割据势力，于公元1770年统一了暹罗全国；又多次对外扩张，成为泰国历代幅员最大的王朝。

泰王朝沦亡后，郑信又在泰国东部招兵买马击退缅军，并平定了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国家，建立吞武里王朝，于公元1767年泰历12月28日被拥为泰王，历史上称郑皇。这是历史上首位在海外当皇帝的华人。

郑信在位十五年，公元1782年泰历4月7日在一次宫廷政变中，郑信被杀，终年四十九岁。因其对国家民族贡献巨大，泰国人民对他十分敬仰。泰族立国共历四个王朝五十位皇帝，其中只有五位业绩卓著者被谥号“大帝”，郑信便是其中之一。1950年泰国政府在曼谷市吞武里广场中央建立了“郑皇达信纪念碑“供人瞻仰。政府还规定每年的泰历12月28日即吞武里大帝登基之日为“郑皇节”，以示以这位民族英雄的怀念。

郑信建国称王的时候，家乡专门派人前往泰国相贺。乡人临走时，郑信赠送了十八缸礼物，叮嘱乡人回去后分赠父老乡亲。众人回到船上急欲知道郑皇所赠的是何物，打开缸盖只见缸缸都装满咸菜，众人一气之下把这些陶缸扔到了海里，只带回其中一缸。回到家乡后，大家都来看郑皇的礼物，把缸中之物倒出，只见上面是一层咸菜，下面全是闪闪发亮的金银珠宝。原来郑皇怕乡人路上遇到海盗，便在缸口盖上咸菜以掩人耳目。乡人见状懊悔不迭。这最后一个咸菜缸现在还保存在郑氏族人的家中，族人当它是传家之宝，轻易不肯拿出示人。这是一个大肚小口的棕色大陶缸，缸身布满螺旋样凸起的花纹，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惯常所见的咸菜缸大不一样。

华富村郑氏宗祠门侧有一副对联：曾与帝王为手足，欣收天子作门生。这座老宅建于清雍正年间，门内两间三合土的房子已经破败，早已无人居住。郑信的你亲郑达就出生在这里。而郑信的衣冠墓则在村外一个池塘旁，被澄海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泰国诗琳通公主专程来到这里拜谒郑信衣冠墓，并将一顶绢制皇冠送给当地政府，随同的泰国华侨还赠送了一尊郑皇骑马铜像，仿曼谷吞武里广场上的巨型郑皇铜像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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